米亚·坎基马基

第一部分 非洲
【餐巾纸上的信】
亲爱的凯伦，
这张便条写在了一张荷兰皇家航空的餐巾纸上。我正在一班前往乞力马扎罗的飞机上，害怕得直发抖。我一直在扪心自问，自己究竟是中了什么邪，才会陷入这种境地。我就不能待在家里看自然频道吗？
更糟的是，我都不确定自己去的是什么地方。我写信给一个素不相识的、生活在坦桑尼亚的芬兰人，他在回信中邀请我随时去他家玩。于是我就上路了。我希望他能在乞力马扎罗机场等我，因为我甚至不知道他的住址。
这都怪你，凯伦。能不能请你把那种著名的勇气送给我一包？我确实需要它。
你忠诚的M

二、白雾，冬春
让我简单地讲一下事情的经过（可能还是会有点儿长）。
去年的十一月，我躺在京都一间房子里冰冷的榻榻米上，完全没有从日式床垫上爬起来的意愿。几个月前，我出版了第一本书，然后来到了这里，想知道下面该做些什么。我在这座我深爱的城市里，沿着狭窄的小巷漫无目的地闲逛，会见朋友，到茶舍静坐，参观秋叶颜色的寺庙，但是我的脑子里却一团乱麻。
我想：这一定是我的人生最低谷了吧。
我42岁了，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工作。我卖掉了公寓，出版了第一本书，永久地辞了职。我走进了一片白雾。我是自由的，无依无靠。
我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我该去向何处？追随什么人？作为一个四十多岁、没有家、还扔掉了工作和房子的女人，应该怎么办呢？

过去的几年毫无疑问是我的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我提着行李，四海为家，住在京都、伦敦、泰国和柏林。每当我回到我的祖国芬兰，我就去朋友家寄住或者窝在父母家的阁楼里。我一边写书，一边享受着自由，那是一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度过每一天的感受，真的妙不可言。
每当我看到朋友们精疲力竭、濒临崩溃，我都隐约有些罪恶感。我不需要朝九晚五，没有办公室政治，家里也没人等着我照顾，就好像我从恶魔岛监狱里逃了出来，坐着橡皮筏越漂越远，眼看着其他人仍在岛上辛苦地劳作。我对自己要做的事情拥有绝对的控制权，生活不可能当真如此，是不是？
从理论上讲，一切都棒极了，但是一条焦虑的小虫子开始在我的内心深处不断噬咬。
我的生活与朋友们的生活背道而驰，她们装饰房子，为孩子们学校的蛋糕售卖会烤托斯卡蛋糕，跑马拉松，购置夏日度假别墅，偶尔奖励自己周末去欧洲中部来一场短途旅行。四十多岁的我却回到了二十多岁的生活：没有日程表、没有责任、没有工作，重要的是没有钱，我搬进了一个像狗窝一样狭小的单间公寓，连我的大学寝室都比它大。
在黑暗的日子里，我感觉自己生命的最后二十年简直一无是处。
在明亮的日子里，我意识到我是完完全全自由的。

如今，我的这场冒险之旅、一个四十多岁女人的一生，需要新的方向和新的意义。我躺在京都的日式床垫上，无法入眠，一个宏大的计划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也许我应该去追寻那些我会在晚上想起的模范女性的脚步？我可以成为一名旅行作家，或者作家兼探险家。我可以跟着她们去非洲、墨西哥、波利尼西亚群岛、中国、新墨西哥沙漠，去周游世界。但是，怎么可能做到呢？
一天晚上，我很晚都没有睡，由于在一家神奇的茶舍喝了一杯颜色鲜艳的绿色抹茶，我的大脑还在飞速运转。我意识到自己现在最想去的地方是非洲。我还意识到，一想到要独自一人去那儿旅行，我就害怕得不行。但是，我必须去。

从京都回到芬兰之后，我决定把自己那本关于清水纳言的书寄到坦桑尼亚。我在外包装上写了在网上找到的一个地址：阿鲁沙10号，坦桑尼亚。这是一位芬兰野生动物研究者的地址，我在书中第26页提到了他的名字。我还在里面夹了一张纸条，告诉他我想去非洲稀树草原旅行的梦想。我精神恍惚地想起了清水（相当荒谬），她是我的使者、侦查员、异域风情的诱饵，她将拉着我一同踏上旅途。
她做到了。
新年夜，我收到了野生动物研究者奥利的短信：“感谢你寄来的书！我会给你写一封更长的邮件，欢迎你随时来我这里。”
这就是我一直在等待的信号。恐惧让我的五脏六腑都打了结，但是，可恶，如果我没能鼓起勇气启程，我永远都不会原谅我自己。我完全不认识这个奥利，不过，基于他那些关于坦桑尼亚自然世界的书和三年前的一通电话，我感觉他是一个坦率（而且非常健谈）的人。我在网上了解到他在阿鲁沙附近的乡下有一座房子，那就是他邀请我去的地方吗？（我仿佛看到了长满蓝花楹的小径，厨师和园丁，但是那个地方也很可能只是个小小的泥筑屋。）而且，我这么积极主动地去探访，他应该不会觉得我想要和他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也许现在正是启用我的“凯伦·布列克森银行账户”的最佳时机，这是一个我专门用来为我可能敢或不敢去的梦想旅程攒钱的储蓄账户。

对我而言，凯伦·布列克森不仅代表着陌生的地域和非洲的野性大自然，而且还是勇者的典范。
我曾经去过非洲两次。两次都如同走入一场梦境，同时两次我都被吓得半死，尽管我参加了组织得很不错的旅游团。那些旅游团都是严格遵循制度的组织，作为其中一员，你也会逐渐被同化。在南非的行程中，我们在面包车上坐了很长时间，有的时候一程有四百英里，当车子终于停在斯威士兰的某处郊野时，我晕晕乎乎地爬出车外伸展四肢，甚至忘了把脖子上的充气枕头拿下来。头晕和疲惫并不能减轻我的恐惧。在稀树草原进行游猎旅行的第一天晚上，我听到了一头狮子的咆哮声，害怕得牙齿直打颤。（我都不知道人的牙齿会因为恐惧而打颤。）
我敢肯定，凯伦·布列克森一定不会害怕。她在东非高原上经营一家农场，每次游猎远征都长达好几周甚至几个月，她坐在篝火边吃仆人准备的餐食，用玻璃杯喝香槟，留声机里播放着舒伯特的乐曲。我仿佛看到了她身后一望无际的稀树草原，黄色的草地，像伞盖一样的合欢树，斑马、长颈鹿，还有一台打字机。凯伦穿着一条长裙、一件白色的带扣衬衫和一双系带皮靴，如果你看过《走出非洲》这部电影，你还会想象出一位用手肘倚靠在一旁的英俊男人，他的脖子上系着一条游猎围巾。
这部电影是基于凯伦·布列克森的回忆录改编的。根据她的回忆录，她是一个大胆、开朗和聪慧的人，做成了很多事，她有一项令人羡慕的能力，那就是适应和生存。有时候她看起来就像个无法超越的女超人。从这本书中随意挑出些她的优点，就已经足够令人印象深刻了：
（1） 凯伦在东非种植咖啡。
（2） 凯伦是一个技巧娴熟的猎人。马赛族人（Maasais）曾经请求她帮忙射死一头捕杀了村里的牲畜的狮子；有时她会射杀一两匹斑马来作为农场工人的周末美餐。
（3） 凯伦经常去很远的地方游猎。她独自与基库尤人（Gikuyus）和索马里人一起旅行，骑着马穿过一群群羚羊，她的狗在旁边奔跑。
（4） 凯伦是一位著名的医生，每天早上出诊。她的病人有的感染了瘟疫、天花、伤寒、疟疾，有的有刀伤、瘀伤、烧伤，有的遭遇了骨折或蛇咬；遇到最严重的病例，凯伦就会把他们送到内罗毕的医院或者传教站。有一次，凯伦自己不小心食用了过量的砒霜，她居然想到在大仲马（Alexandre Dumas）的小说里寻找解药，然后用牛奶和鸡蛋清解了毒。
（5） 凯伦还是老师、法官和慈善家。她在自家的农场上开设了一所学校，作为判官解决当地的纠纷。每天早晨，凯伦和她热爱的工人们一起收集咖啡豆，每周日，她会给年长的女士们发鼻烟。
（6） 有一天，她发现在一条路上发现了老克努森（Knudsen）的尸体，让一个当地的男孩帮他把尸体拖进了棚屋里。她不像本地人（还有我）那么害怕死人。她也不会惧怕任何其他东西。
（7） 凯伦是一位出色的厨师。她师从一家高级芬兰餐厅的法国厨师，她做的晚餐闻名于整个东非地区。
（8） 如果雨季迟迟不结束，凯伦会在晚上写故事。不用说，她还擅长写作。她的文字平静、清透、柔和。作为一位坚强的女性，她非常了解自己。她通达事理，熟练掌握很多技能，任何事物都无法影响她。
如果我是凯伦该有多好。

但我显然不是。我坐在荷兰皇家航空飞机的座位上，努力抑制住恐慌感。我会在晚上九点的黑夜里抵达乞力马扎罗，这位“奥利”会不会在那里等着我呢？如果他没来，我该怎么办？我要去哪里度过这一晚呢？
我和奥利在邮件中提及了导游常常重点推荐的防范疟疾用的蚊帐和经过氯菊酯处理的衣物，但是奥利让我不要担心，他说只要我打了疫苗，吃了药，就可以不用再惦记着这件事了。尽管如此，我可以保证，我临行前在诊所咨询的那位医生在给我写疟疾预防药的处方时，绝对看上去忧心忡忡。
我不禁想起，整个西方世界对于非洲的看法都是扭曲偏颇的，正如我不久前在赫尔辛基当代艺术博物馆（Kiasma）看到的智利艺术家阿尔弗雷多·贾亚尔（Alfredo Jaar）的展览所呈现的那样。他收集的《时代》周刊封面将我们所能看到的非洲图景清清楚楚地展现了出来：野生动物、饥荒、疾病和战争。城市、文化活动和大学这些非洲中产阶级生活的日常都从画面中被抹去了。这个宣传“消除现象”的展览对像我这样的人很有效果，每每想起非洲，我都会联想到疾病、卫生问题和恐怖袭击，还有抢劫、强奸、绑架、交通事故；蚊子、蛇、采采蝇；变形虫、血吸虫、脑型疟疾；痢疾、中暑、黄热病、霍乱、艾滋病和埃博拉。我的《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旅游指南上列了这个长长的“危险与烦扰”清单以示警告。
更糟的是，我对那些已经不复存在的事物有一种执念。我向曾在内罗毕工作的几个朋友的朋友询问了旅行建议之后，才意识到我简直生活在一个幻想世界里。他们谈到了超大规模的基贝拉（Kibera）贫民窟和难民组织正在做的工作，对于他们而言，去肯尼亚一定意味着要到难民营里去，与街头流浪的儿童待在一起，从事发展建设工作。我的梦想则是凯伦·布列克森风格的游猎旅行，这让我该如何启齿呢。我梦想着乘小飞机飞越稀树大草原，学会理解大象的语言，与狮子对视，坐在帐篷前的露营椅里，用一台老式打字机打字，或者读一本皮革封面的书，玻璃杯里的饮料触手可及。

就算我做了充分的旅行准备，深入地研究了凯伦，这个春天也异常奇怪。二月，我不得不做了智齿手术，一连三周都没办法张开嘴。我吃了药，躺在父母家的阁楼里，浑浑噩噩，只能一边用一根吸管吃母亲做的流食，一边读阿克塞利·加伦-卡勒拉（Akseli Gallen-Kallela）的《非洲》。我特别羡慕在电视上看到的河马，因为它们的大嘴能张开180度。
三月，我的喉咙出了问题，要进行嗓音治疗。我做了各种各样奇怪的发声练习，比如和治疗师一起用双声部唱芬兰国歌，往插进水杯的玻璃管里吹气等。最奇葩的是音域控制，根据这种方法，我一直在用最低的声音说话，但我是个女高音。女高音！真是可笑。我的自我形象一直建立在阴郁冷漠的低音的基础上，现在却发现，我本应该成为另一个开朗、热情、充满活力的人，这42年以来，我一直在用错误的声音说话！
这件事到象征意义倒是很明显，我的这趟旅行原本就是想寻找一个新的声音，一个笑看生活、淡然处之的勇敢女性的声音。
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
我在餐巾纸上给凯伦写了一个便条。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与她的关系会变得多么矛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