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稿：毕飞宇对话科尔姆·托宾：文学的磁场里，何以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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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020年11月14日星期六中午12：00，第五届中欧国际文学节的第二场活动正式开始，此次与会者，是中国作家毕飞宇对话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毕飞宇是中国当代作家，代表作品有《青衣》、《平原》、《推拿》等，曾作为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及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得主。

被誉为“英语文学中的语言大师”的科尔姆·托宾则是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知名爱尔兰作家、文学评论家，其作品以文笔优雅恬淡，内敛含蓄见著，主要描写爱尔兰社会、移居他乡者的生活、个人身份等议题。

此次对谈以“家的感觉”为主题展开。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对许多人来说，疫情把人们“困”在家中，某种程度而言，家给人们带来了更多、更深入的思考。

两位作家从“家是什么”为切入点谈起。科尔姆率先提出，在古老年代，家是文学中一种最古老的主旨之一，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创作中经常出现“回家”等母题的描述，在对家的思考当中，我们需要用家来填充个人感情的空虚、缺失。

毕飞宇首先反驳了会议开头提出的一点，他不认为男性作家对“家”的思考不够细腻，相反，毕飞宇强调，对写小说的人而言，“家”是一个极佳的话题。“无论我写什么样的作品，每个人都有一个潜在的身份，我们容易误解其为一个社会身份，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是一种天然的、原生的性质，比如父性、母性、情人性等等，这些东西往往成为一个作家感受世界的重要出发点。”

科尔姆自15岁就离开家住进寄宿学校，在独立适应、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他逐渐开始产生对“家”的不同念想，他发觉，当离开许久后再一次回到家，会陡然发现，作为回归的家庭，和记忆中的家庭，对自己而言产生了某种不大一样的感情。

科尔姆认为，“逃离”永远是家的一个永恒主题之一。他回想一百八十多年前的爱尔兰，不断有人以移民、搬迁等形式离开家庭，但“‘家’的概念依然深处于我们的大脑中”，科尔姆认为，比如他现在身处洛杉矶，因为疫情的原因不能马上回到家中，但他依然感觉家陪伴在我身边。

在关注“家”的时候，相对于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作家会更关注个人的生活。比如，在过去几十年间，我们两个国家都经历了一些变革，人们的记忆会改变，很多人离开了家，很多人也归来，“家”的形态不断流动，内涵本质却是前后贯通的。

因此，科尔姆认为，家代表的记忆不仅仅是一个地标，更是一个时代、一个集体的记忆。他提到了自己的作品《布鲁克林》，他在书中想象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姨妈移民到美国后，如何继续自己接下来的人生，以此达到一种更广域的思考。“在爱尔兰，政治生活不仅关于国家，更关乎个人命运、家庭的微观面相。”而在被现代科技塑造的当代社会，人们对“家”的思考依然存在，依然延续着某种古老的信念。

毕飞宇则提到，在过去几百年的历史间，西方人在文学作品里探讨的都是人和神的关系，直到18世纪的英国，小说里才真正出现“家庭”的元素。一直以来，当我们谈及文化时，很容易将它与国家、民族等宏大观念联系起来，但实际上，“家”是一个最小单位的文化。某种程度而言，一个作家描述的主题，本质上或许都围绕“离开家庭”和“回归家庭”这两个主题。

另外，对一个作家而言，“他要么是家庭的反抗者，要么是逃离者、背叛者。”而毕飞宇认为，从写作第一天起，就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反抗者。“一个人在家中就像鱼在水中，自如、自由，一旦脱离水中，他也许很快发现，自己一直在下沉，缺少了某种浮力。那么他要如何去寻找与周围环境的有机互动与良性融合？”

科尔姆表示赞同。他认为，家庭里可能出现暴力、反抗、所谓的PUA等等黑暗面的元素，而作家的任务之一，就是重构“家”的刻板印象。“家庭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完美、其乐融融，我们要找到玻璃上的裂痕，进行戏剧化的调查和处理。”科尔姆在新作《名门》里，就将表面温情的家庭打破，去探测母子之间的忠诚、保护与爱背后藏掖着的一些破碎。

科尔姆以莎士比亚戏剧举例，莎翁总在一开场呈现家庭里某个成员的叛逆，这种戏剧化的力量会催促人去想象接下来会发生的事，在这种想象力的推动中，一个人可能会从一直熟悉的家庭中发现一些迥异的、意外的东西。

而“如果从女性视角去考量家这一概念，或许就是另一个故事。”女性在漫长的历史中扮演着忍受的角色，而作家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替女性表达出她们一直以来承受的、没能表达出来的情感，比如易卜生的《娜拉出走》。

科尔姆虽是爱尔兰作家，但他多年来都处于“四海为家”的生活，他对家的感情是复杂而深刻的。相较之下，毕飞宇对家的衔接则相对稳固，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固定的区域，似乎从未离家太远。

毕飞宇“坦率地说”，他对家乡其实“没什么爱”。但过了50岁之后，他开始感受到一股奇妙的、苍老的情感在内心开始生长，比如在外听到乡音，或在外地忽然听闻关于家乡的某些元素，他开始感到一种苦楚——对自己的家乡失去了认知能力，但同时感性上却割离不开。

因此，毕飞宇尤其想邀请朋友到自己的家乡，与现在的朋友与家乡相处，帮助他重新思考一个答案：我究竟要如何重新和我的家乡建立联系？对此，科尔姆表示认同，“年过半百，人生中一些情感、经历和记忆会变得尤其鲜活，年轻时的记忆会反而变得特别有力、鲜活。”

毕飞宇还补充提到，今年的疫情让家庭成员之间的浓度变大了，对个体而言各有不同，有可能变得紧密，也有可能变得松散。而这些时代的变动和意外，让作家更加意识到要关注此时此刻、与我们个体息息相关的“家”。

在读者提问环节，有读者提问道，一个人是否必须要与家（包括象征意义上的）有所联系才能在世上存活？

毕飞宇认为，生活的所有秘密要义，就是“关系”。一个人最初之于这个世界的基本模式、情感模式、思维模式和表达模式，一定是从家庭开始的。他强调，将家庭模式和世界模式进行机械对立是极不可取的。一个人离开了家庭，则不可能有办法找到一个恰当的模式，去和这个世界对话，去表达这个世界。

科尔姆则补充，他认为每个人的第一个家都是自己的卧室，包括到现在，他都常常在清晨醒来的第一时间想到，“要是我在家中的卧室该多好啊！”在那儿我不用面对生活的琐事，不用写作、工作。对于家，每个人应当都还是留存着一股最原始的温存。

中欧国际文学节已经举办了4届，每年的交流中，中国作家与欧洲作家就生活、社会的各层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共同呈现了一系列高质量的思想碰撞。在此次第 5 届中欧国际文学节上，诸多优秀的中国作家及 27 位欧盟成员国作家，将延续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文学对话。

结尾时，两位作家就文学创作方面补充提到了一点建议。他们都赞同一点：写作的主题，应该是你最害怕的东西。比如一个人害怕贫穷，你就去写一个一贫如洗的人，他害怕失恋，就去写一个为情所伤的人，对于那些对写作怀揣热情和欲念的人而言，你现在所要做的，或许就是出家门去，在外面走一走。

（肖瑶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