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压迫和流亡
作为作家、翻译家和记者，莫妮卡·祖古斯塔娃 (Monika Zgustova) 不断产出备受好评的作品，并且在作品中探讨了许多主题。不过，她发现自己在选材上还是常常回到了对女性、压迫和流亡的思索。
在出席第六届中欧国际文学节之前，她曾说道：“我一直着迷于对女性的深入描写。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时期个人与极权的对抗也是我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另一个我很感兴趣的话题则是“流亡”，因为它曾经对我以及我的家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我大部分的作品中都会体现流亡的经历。其中一部作品就是《斯大林的玫瑰》(Roses from Stalin)，书中主要讲述的是斯大林女儿的流亡的经历。尽管作品中有提到她童年时流亡的漫长岁月，但不是重点；最主要的还是在叙述她自己是如何挺过流亡岁月的。我写作的灵感大多来自于这些流亡经历或者是导致流亡的原因。”
“流亡” 这个概念与家庭密切相关。 祖古斯塔娃本人也有流亡的经历：她的家人在她十几岁时就从捷克斯洛伐克逃亡到了美国。
“我父母决定流亡，是因为1968 年苏联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布拉格——我们生活的地方。在那之后，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糟糕，我父母对此十分反感。他们不想在苏联的统治下生活，所以我们就从印度逃亡到了美国。我们逃亡的时候正值70年代中期，那时我和弟弟才十几岁。
“我们在美国感到很幸福，因为我们在那里接受了良好的大学教育。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人生。我觉得我父母的人生经历是这样的，而我对此体会并不深刻，毕竟我 16 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捷克，而是我的父母则不然。 此外，我的祖父祖母也告诉我很多他们在纳粹、斯大林和后斯大林时代的经历。”
祖古斯塔娃在她的新书《在雪地里盛装起舞：采访在古拉格幸存下来的女性知识分子》(Dressed for a Dance in the Snow: Interviews with female intellectuals who survived the Gulags) 中重新审视了斯大林统治时期备受压迫的社会。
“在开始写这本书之前，我读了很多关于斯大林时期的古拉格的资料，但基本上所有资料都是关于男性的，所以我对女性的经历非常感兴趣。我的一个朋友是俄罗斯的作家，他与曾在古拉格工作过的女性有所接触。他跟我说，我可以到莫斯科采访她们。因此，在十年前我就采访了那些女性，跟她们有所交流。她们各有特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观，对生活不同的期望，但都有一些共同点。大多数人在上学的时候就被拘禁入狱，后来就被带到了古拉格。所以这本书写的就是她们在被拘禁之前，以及在拘禁和入狱期间所做的事情，还有她们在古拉格是如何度过的，从古拉格获释后做了什么，是怎样生活的。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想成为对社会真正有用的人。其中一为女性成为了科学家，而另一个则成为了护士。我只是将这些女性的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已。”
虽然这本书是一部非虚构作品，但在创作的时候，祖古斯塔娃更喜欢写成历史小说的形式。
“我想探寻人物的内心世界，因此，相比于人物传记，我更喜欢在小说中探讨这些话题。我想知道她们是如何生活的，内心有什么样的想法和感受。在传记中，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你必须也要有更多想象力。我主要还是一个小说家，因此我会去想象他们内心的感受。”
“但我主要基于现实写作。我在档案中查找并阅读我所能阅读的一切。所以在写作之前，我会做非常充足的准备。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创作激情。”
祖古斯塔娃还从事许多文学翻译的工作，将 60 多部俄语和捷克语作品翻译成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这一经历也帮助她更好地成为一名作家。
“我在美国学习比较文学，后来我还是想回到欧洲。我选择去西班牙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巴塞罗那。现在我还是很喜欢这座城市，那里也是我居住的地方。当时，我很快就意识到，翻译成西班牙语的捷克语书籍并不多，翻译成加泰罗尼亚语的就更少了。所以，我觉得从事翻译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当时我还很年轻，也很鲁莽，觉得自己可以做任何事情，就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所以我开始从事目标语言为非母语的翻译工作。那时毕竟年轻，自己很快就学会了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甚至达到了可以阅读文学作品的水平。
“我真的非常热爱翻译。我翻译最多的是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Bohumil Hrabal) 的作品。我觉得他值得用一本书去谈论他，因此我写了他的传记。而一旦你开始写作，那种感觉就像某种甜蜜的毒药进入你的身体，不能自已。现在我翻得少，写得多。从翻译直接到写作，我想这可能会发生在很多人身上。”
但祖古斯塔娃相信，为了获得所谓的在血液中流淌的“甜蜜毒药”，作家们必须认真阅读。
“我认为阅读真的非常重要。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打个比方，我是如何开始写关于斯大林女儿的书《斯大林的玫瑰》的？那天是我在纽约的最后一天，当时我已经在那待了两三个星期，处于一边工作一边享受生活的状态。我走在街上，看到人行道上展出了一些书。我拿了其中一本，正是斯大林女儿的自传。于是我立马进店买了这本书，并把它带上了飞机。晚上我在飞机上根本没睡，就只顾着读书。读完一遍她的自传后，我又不禁反复阅读这本书。我被它迷住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意识到我必须要摆脱这种痴迷，因此我不得不把她的故事写下来。
“我病了大约两三个月，但实际上这很好，因为我可以呆在家里，完全专注于我的写作。我写过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 (Svetlana)，当时她在印度，去护送安葬在莫斯科去世的丈夫的骨灰。为了让自己置于她所处的环境当中，我甚至给自己做印度菜。这就是我写作的方式：沉浸在我正在写的氛围和事物中。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写作状态，因为你真的必须要执着于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叙事，只有这样才能说服读者；否则，这就只是肤浅的写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