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贝尔法斯特
简·卡森
这里是贝尔法斯特，这里不是贝尔法斯特。
最好不要在这座城市对任何东西直呼其名。最好不要使用名和地点、日期和姓。在这座城市中，名称就像地图上的点或墨水书写而成的单词——太过苛求，就会错过真理。在这座城市中，真理从一侧看是原形，另一侧看则为正方形，盯着它，则可能会失明。即使是现在，大麻烦（the Troubles）发生16年后，站出来坚定地说“在我看来，一切没什么变化”比别的要安全得多。
现在大麻烦已经过去了，他们在报纸和电视上这样告诉我们。在这里，我们非常擅长宗教。我们需要为了自己而相信一切。我们不相信报纸或电视上的说法，我们不相信我们的骨头。经过这么多年的单向坐姿，我们的颈椎已经固定了。需要好多个世纪才能展开。
大麻烦才刚刚开始。这也不是真的。这取决于您在与谁交谈、他们的站立方式以及您所选择的日期。那些对我们的情况一无所知的人可以在维基百科上查找，那里可以看到三千字的概述，或者可以上网，以及在学术期刊上阅读更多的文章。此外，和当地人交谈也可以获得一种类型的历史。将一切拼凑起来将是一个艰苦的过程，类似将两个、甚至是二十个拼图拼成一个。
对于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来说，“麻烦”这个词实在是太微小了，这个词像是在表现某种轻微的不便，例如透支的银行账户、缓慢的扎针，或者女人的经期。这可不是一个暴力的词。当然，我们为自己赢得过一个激烈的词：“种族隔离”，直接而残忍。然而，“剪刀”（scissors）是一个只能以复数形式存在的词，“大麻烦”（the Troubles）也是如此。它是一个怪物，是众多单个的邪恶聚集在一起。（其它类似的词包括“裤子”、“钳子”。）“大麻烦”总是用大写的T写成，好像它是一个类似黑斯廷斯之战的重大事件，有固定的开始和结束时间，对应日历上的一个日期。历史无疑会证明，它自己实际上是一个动词，一个可以反反复复作用在人身上的动作，例如偷窃。
所以我们不会区分界限。我们说这里不是贝尔法斯特，而是一座类似贝尔法斯特的城市，有一条棕褐色的河流，将城市的两侧焊接在一起。道路、其它小径、火车轨道、烟囱。所有这些城市普遍拥有的功能设施都以有限的方式呈现在这里。学校、公园，春天郁郁葱葱的土地上无声无息的忧郁；三所医院、一个动物园，动物偶尔会逃离。城东，一对黄鹤在地平线上阔步行走，宛如弓着腿的男子。城西有一座小丘，按照阿尔卑斯山的标准算不上一座山，在进入海湾时，像是自己把自己绊倒了似的。沿着海岸线有许多建筑物，他们像腼腆的游泳者一样坐落在海边，将脚趾浸入绿色的海中。大船、小船和那艘从海底俘虏整座城市的沉船，没有船从未来过来。
相反，天际线上有玻璃和青铜结构，好似阶梯，通往上帝曾居住过的洁白的高地。这些是供来参观的陌生人使用的办公大楼和酒店：主要是美国人，还有一些人来自其它地方。我们并不怎么尊重这些人，以及他们拍的照片。他们自己倒是觉得，来到这座城市证明他们很勇敢，或者至少是思想开放。而我们想对他们说：“你们疯了吗？为什么来这里？您不知道乘坐廉价航班一小时路程还能去其它合适的城市吗？都柏林也行啊。”我们不该这么说。我们已经开始依靠他们的钱了。我们让游客乘坐黑色甲壳虫出租车，开着带他们绕着环路，在小街上上下下，直到他们也头晕目眩，开始用不同的视角看待这座城市。我们在白色的盘子上准备煎鸡蛋和培根，然后对他们说：“喏，尝尝当地美食，能让你一天都保持好心情。”我们为他们和他们的钱跳舞，如果需要，我们也准备好随时哭出来。我们不知道老一辈人会如何看待这种喧嚣，这些意图明确的谈话。
在这座城市里，我们非常喜欢谈话，公共汽车和公园长椅上、讲坛和其它高处，到处都可以谈话。它偶尔出现在诗歌中，更多的则是在山墙上。如果有听众，兴致便高涨起来，尽管谈话并没有严格要求要有听众。永远没有足够的沉默来容纳所有的谈话。我们谈论着自己，政治和宗教、历史、雨以一种不敬神的方式杂糅在一起，就像某种混蛋版本的水循环。我们仍然相信，欧洲（以及世界）正在屏息聆听人类悲剧的下一章节。世界并不在等我们。现在，桌子周围有些更吵的声音：非洲人、俄国人、难民。他们用彼此听不懂的语言讲述着可怕的事情。相比之下，我们是一张湿纸。
这座城市一直在说话，它告诉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自己是一座欧洲城市，是其他欧洲城市的兄弟姐妹。可它在骗谁？这里没有广场，没有大理石喷泉，更不用说艺术馆了。它蹲伏在欧洲大陆的边缘，就像欧洲大陆的停车场。人们说话的声音朴实又家常，就像煮熟的土豆滴着黄油一样。这里没有太阳，也没有人坐在露天的咖啡桌旁，即使有太阳，那也只是一朵蓄着雨的云。这里不像巴塞罗那、巴黎甚至不像阿姆斯丹。这座城市好似“酷儿” ——一个之前就很糟糕、现在仍需要改进的词。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地方没有魅力，尽管它尽了最大的努力使人们失望，人们却并没有离开，那些离开的人又不断回来，他们说，“问题出在人的身上。”他们说，“你还需要经历很多很多，才能遇见更好的人。”他们还说，“我们可不是为了这种天气来的。”每一句话，都是如此真实。
萨米·阿格纽从小就熟悉这座城市，城市的街道与河流地图，就如同指纹一般，印在他的身上。当他开口时，吐出的是这里地道的方言，尖锐又刺耳。他无法忍受自己的声音。萨米受不了这个地方，但他也不能诅咒它。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抹去这里的痕迹，飞离这里，重新开始，去佛罗里达或贝尼多姆那样温暖的地方，一个不那么像金鱼缸的地方。他努力过了，只有上天才知道他有多努力，但这个地方就像一块磁铁，又是哄骗，又是拖拽，把他拉回来。无论他走多远，坐飞机，坐船，或者在他的日常想象中——以这种方式最难以到达远方——他仍然是这座城市的儿子，一个不忠的儿子，但仍有联系。萨米现在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边缘地位，努力在友善的邻居和不那么友善的邻居之间画好界限。他知道自己并不高贵分毫，后街的臭气不是能用肥皂或仅仅保持小心的距离就可以除掉的。
他就等同于这个地方，他的孩子亦然，这未必是一件好事。不过，这些天来，城市里有一种隐约的希冀，主要在年轻人中慢慢扩大。有些人甚至骄傲地抬起头说：“我来自这里，我并不为此感到遗憾。”萨米认为这些人是傻瓜，他担心他的孩子，尤其是他的儿子。这孩子有种执拗，是这地方特有的。在一个充满失望的城市里，执拗并不是最糟糕的生存方式，但萨米知道，孩子忍气吞声的执拗会滋生愤怒，而愤怒近乎残忍。这是他看马克思看到的：这座城市玷辱了他的孩子，就像它曾经摧毁了自己一样。
乔纳森·默里也出生在这里，距离萨米只有五分钟的路程，但这仅仅是地面距离。阻止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交往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教育和声誉，还有一些更难确定的东西：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乔纳森不能像萨米那样说他了解这座城市，因为了解意味着熟悉，而他从记事起就一直与这座城市保持距离。这儿不是他的家。感觉一点也不亲近。他每天在拥挤的街道上开车，根本不会花时间去看它一眼。他不能自信地说，这里跟十年前完全不一样，也不能指出现在与七八十年代的摄影年代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对他而言，这里可能是任何一个城市：中等规模、工业化、临海。卡迪夫、利物浦、格拉斯哥、赫尔，这些潮湿的大都市看起来都是一个样子。乔纳森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自己属于何处，更不明白拥有一个家意味着什么。
这里是贝尔法斯特，这里不是贝尔法斯特，这座城市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
*
这座城市此时正值夏天，虽然还不是盛夏，但已经热得足以让当地的小伙子们袒胸露乳。他们的背部、肚子和肩膀已经粉红得像火腿一样。这个夏天属于世界杯，这里的人格外喜欢足球，因为这项运动涉及两方人员，并且是通过脚踢完成的。从东边每一户人家敞开的窗户里都能听到电视中球迷的抱怨声。许多酒已经被喝干，其他的正等待下肚。早晨屋里的气味儿就像一块被锁在密闭房间中的湿布。一架直升机在头顶盘旋，那是一种嗡嗡叫的昆虫，它的叶片把热空气吹得到处都是。这样的画面鲜少变化。
女人们对运动大多漠不关心，她们把餐厅的椅子拖到了街上，坐在屋前，像一尊胖佛，看着稀疏的车辆来往。有时她们会隔着大马路相互打招呼：“真高兴看到天晴了”，“我听说周末又要转雨了”。有时她们会躲进小厨房，带着玻璃瓶或罐装汽水回来。喝之前，她们要把冷气贴在额头上整整一分钟，然后长叹一口气。这个时候，肉会变成粉色的，好像被烧过一样。胸部露出来的V形乳沟也是粉色的，也变红了，到了十点钟左右，这个部位像是被荨麻刺扎了一样生疼，但这些女人暂时不会涂防晒霜。防晒霜是留给出国假期的，当地的阳光较弱，与大陆的烈日相比，这边的不太容易引发癌症。街上的每一个女人都决定在九月之前把自己晒成棕色。她们的裙子在膝盖上方卷起，露出张开的大腿和静脉曲张、冬天的皮草，偶尔还有衬裙下摆的精细花边。在她们之前，是她们的母亲和祖母。自从造船厂要求建房以来，她们一直以类似的方式守卫着这些街道，一百个并排街道应运而生，这被称为光荣的东方。
女人的孩子们则正在观看足球比赛，或者在一堆汽车中间踢自己的球。他们骑着二手自行车在街上上下穿梭，手臂高高举过车把，好像是在进行某项迷人的朝拜活动。距离开学还有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孩子们还剩整个七月和整个八月。让他们这个时候想着假期的结束，就好像去想两大星系之间的距离。这是永恒，而孩子们对它的广阔感到头晕目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