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迹》
伊曼纽尔·特雷维
在许多——太多了——为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基金会的劳拉·贝蒂工作过的人之中，所有人都得到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仓库，里面存着各种多少不愉快的记忆。而我感觉，我这人别的可能不行，但有一点最值得吹嘘，那就是我超乎常人的忍耐力。我并没有逃过疯女人（我早就开始这么叫她了，当然是在心里）每天毫无底线的迫害——把打击自己的下属当成她每天的责任。但我反倒使她觉得我可恨得无可救药（没有比这更准确的字眼儿了），因为我成功触到了她这个施虐狂所有的雷区：她从无休止地给我发明羞辱性的外号开始，逐渐过渡到了真正的人身攻击。每次我走进基金会的时候——那是加富尔广场角落里一座巨大的建筑，距离圣天使堡不远——我的身体几乎马上就能感受到那种动物间的敌意，那种难以遏制的狂怒，如同漫画书里的“之”字形闪电，从她巨大的方框太阳镜后面冲过来。标准的问候语接踵而来：“早上好，小婊子！你是不是终于决定给他献身了？还是你还以为你还能逃得过？！？但你骗不了我，你个花言巧语的小婊子，要付出的代价比你这种货色高得多！”——然后，第一波娱乐被一阵好像从地下洞穴传来的狂笑声打断，这阵笑声与一种无法描述的声音相互呼应，介于咆哮和呜咽之间，变得更加瘆人。从这些雪崩一样倾泻在倒霉的受害者身上的辱骂当中，很少有人能找到有意义的概念。除此之外，依照惯例，疯女人憎恨意义，无论是何种形态的意义。任何人类的工具凡是落到她手里，都会变成危险易爆的装置，语言也不例外。她那激烈的长篇演说总是围绕着一个中轴旋转——一个侮辱性的名号，这个名号浸满了她的享受，又被她反复重申，仿佛这场对话的要旨正涵盖于此——纯粹地制造辱骂。如果被骂者是男性，这名号则常是阴性。即便是她喜爱、敬佩的人，也不得不忍受这种象征性的阉割。比如，阿尔贝托·莫拉维亚，她对他非常爱慕，但在某些时候他也成了“奶奶”，而这种事是没得商量的。辱骂的部分说完了，剩下的全部对话，都是纯粹而简单的即兴创作——一座皮拉内西风格的监狱，里面只有怨毒和蔑视，逻辑和句法都无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