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Archives: Z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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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2月6日晚7点，第五届中欧国际文学节第27场活动如期举行。荷兰作家达安·赫马·范·福斯和中国作家梁鸿以“复杂关系—人与人，过去与现在”为主题展开对话，策展人张维娜担任本次活动主持。

达安·赫马·范·福斯，出生于1986 年，小说家，历史学家。他被认为是当代青年作家的先驱代表。他撰写的文章常见于荷兰报刊杂志及其他国际新闻媒体，如《纽约时报》《时尚》《国际笔会》等。他的作品多次获奖，同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小说《星期天的人》（Sunday Man）于2012年获安东卫奖（Anton Wachter Prize）提名，《领地32》（Land 32）入围哈莱维恩奖（Halewijn Prize）和刀刃奖（Cutting Edge Award）提名，还有《最后通牒》(Ultimatum) 在 Diamanten Kogel 评选中被提名。同时，他因杰出的新闻成就而被授予德泰格尔奖（De Tegel)。《露出颜色》(Showing Colours) 一书探讨种族主义，销量惊人，短短两天内就被购买了 11,000多册。《最后之战》(The Last War）中文版，2019 年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

梁鸿，学者，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出版非虚构文学著作《出梁庄记》和《中国在梁庄》；学术著作《黄花苔与皂角树》，《新启蒙话语建构》，《外省笔记》，《“灵光”的消逝》、《作为方法的“乡愁”》等；学术随笔集《历史与我的瞬间》；短篇小说集《神圣家族》；出版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2017）和《四象》（2020）。

本次对谈紧扣了第五届中欧国际文学节的主题“复苏/省思”。活动最开始主持人向达安提了一个问题，想知道他如何处理作品中过去和现在的冲突。达安认为作家应该向读者展现冲突而非解决冲突。比如他希望通过《最后之战》让读者意识到，人们在解读一些现象时总是习惯将过去作为视角，但自己却没有发现这一点。对此梁鸿表示了认同，此外她提到有读者认为她的《出梁庄记》和《中国在梁庄》没有给出实际的解决乡村问题的方案，但她认为能够让人们对乡村产生疑惑，感受到乡村存在痛苦、冲突以及存在的力量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谈到虚构和非虚构作品创作的自由度时，梁鸿认为把“自由”界定为想象时，虚构作品的创作自然会更自由，但如果从创作的内在的自由度出发，这两者则是一样的。在她看来，非虚构作品的创作可以帮她探入生活内部，给她带来极大的愉悦。达安则认为无论是“进步”还是“自由”都不是虚构和非虚构写作的目的和坐标，它们只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对世界、生活和他人有更好的理解。

主持人还向梁鸿提问，想知道她在小说《梁光正的光》中如何处理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关系。

梁鸿称梁光正的人物原型与自己的父亲有关，一方面她拥有很多真实的素材，另一方面她需要从真实生活中提炼出元素，为自己的小说和主题服务。对于达安来说，因为虚构小说总是在探索未知的世界，所以他的写作过程就充满了困惑和不确定性，不过非虚构小说因为有既定的写作目标，困惑相对会少很多。

在读者提问环节，有读者向梁鸿提问，想知道她家乡的人是否读过她的书，又有怎样的反映。梁鸿表示，家乡很多的人都知道她写了“梁庄”，在和她交流的过程中都非常热情也非常配合她。此外还有读者向达安提问，想获得一些和年轻写作者有关的建议。达安笑称，唯一的方法就是多写和多写，并在反复的读和写中发现自己的声音。

迄今为止中欧国际文学节已经举办了4届。每年的文学节，中国作家与欧洲作家就生活、社会的各层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第五届欧洲文学节也将继续在中欧关于文学的对话中，碰撞出思想火花，给予读者启发和思考。

活动最后，两位作家也对彼此互道祝福，并且非常高兴能参与这次活动。

（明明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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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020年12月6日星期日下午5点，第五届中欧国际文学节展开了第二十六场文学对谈，由保加利亚作家迪米塔尔·赫里斯托夫对话中国作家文珍，对谈主题是“作家生活”。

迪米塔尔·赫里斯托夫（Dimitar Hristov）是保加利亚著名诗人、剧作家和文学翻译家、保加利亚作家协会及记者协会的会员。迪米塔尔于 1957 年出生在布拉戈耶夫格勒，毕业于索菲亚圣克里门特·奥里德斯基大学的保加利亚语言学和修辞学专业，曾担任保加利亚作家协会中诗歌相关问题干事、保加利亚作家协会创作基金会主席以及保加利亚作家文学报主编，还曾创建并主持了电视节目“每周诗歌”。目前，迪米塔尔·赫里斯托夫是保加利亚作家协会主席，获得过多个国家及国际文学奖。

文珍是我国作家，出版有小说集《夜的女釆摘员》《柒》《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十一味爱》，台版自选集《气味之城》，散文集《三四越界》，诗集《鲸鱼破冰》。历获老舍文学奖、十月文学奖、上海文学奖、山花双年奖、华语文学传媒最具潜力新人奖、茅盾文学新人奖等。

对谈围绕两位作家的写作习惯展开，迪米塔尔首先阐述，作为一个人而言，他自己是十分内向的 ，但他的工作、生活却要求他保持外向，“我认为一个作家在写作过程中永远是向内的、寻找内心的过程，但同时又要向外寻求能吸引读者的方式。”所以迪米塔尔认为写作是值得一生去探索的过程，需要作家同时寻求向外和向内的交流方式，这一路上会出现很多惊喜和诱惑，而文学则是一个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的不错介质。“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里有很多诱惑，尤其是物质上的，而作家在这一的求索过程中，不仅能给自己很多启发，也能给读者不少勇气。”

文珍自陈，她将写小说当作非常严肃的工作，写小说之余，她还写过诗歌等其他问题，在创作中，她会保持阅读大量其他领域的书籍，比如，自己最初是学金融专业的，因此她常会看一些投资报表等行业文献，通过广泛摄取不同领域内容，去更全面地认识这个世界。

在谈到写作的风格问题，文珍则提到自己曾为风格困扰，创作到了某个阶段，她感觉到自己的风格正在被一些新的思想感情所引导、重塑。“我相信一个真正好的作家会不断打磨、调整自己的写作风格。”但作家通常只能对自己某个阶段的状态负责。

迪米塔尔同意“风格不该成为一个作家的烙印”，同时他提到，很多作家都非常想达到某种风格，但自身的一些东西会把他往自己原有的风格上拉拽。“我们生活的世界是非常丰富的，每个作家都有很丰富的选择。”迪米塔尔把作家选择风格比喻成一个人走进服装店，最漂亮的却未必是最适合自己的，如果强行买下，反而会埋没原有的风格。“最适合一个作家的风格是最接近他的本我、真我的风格。”而有的作家选择某一个新的创作风格，实际上是为下一代人准备的，因此，我们不应该盲目顺从潮流或市场驱使，“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的心灵和情感是在市场选择之上的。”

主持人邀请两位作家谈谈题材的话题。文珍认为，题材不是最束缚创作的，最束缚一个作家写作的应该是他当下对自我、对人心的认识。迪米塔尔则指出，艺术应该有不同种表现形式，作家不应该被形式的框架框柱。“生活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不是只有诗、电影或民俗作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找到一个最佳方式去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

作家之余的生活是什么样？迪米塔尔认为，作家也是个普通的人，他的生活也与普通人无异，他们应该能够与所有他们想要沟通的人沟通，也更应能站在其他人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他不仅能扮演好自己，也应该能扮演好自己笔下所有的人物。”

文珍则坦陈，自己不写作的时候会培养一些爱好，比如写毛笔字。平时的生活、旅行中，她也会和不同人广泛交谈，会尽力扮演好一个妻子、一个女儿、一个不错的朋友等角色，此外，她还养了三只猫，作为生活的调剂和增色。

在读者提问环节，两位作家分享了自己关注、欣赏的音乐、画家或电影创作者。迪米塔尔在学生时代认识了许多创作家协会里的朋友，大家经常一起交流、共同创作；文珍则也在平时的影展、音乐会等公开活动，认识了许多创作行业的朋友，她认为，文字创作者也可以从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里汲取一些“二手经验”，打开自己的感受个感官世界。

过往4届中欧国际文学节，中国作家与欧洲作家相聚一堂，交流文学创作与思想，向公众呈现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对谈活动。今年第 5 届中欧国际文学节，再一次，诸多优秀的中国作家及 27 位欧盟成员国作家，将延续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文学对话。

活动最后，两位作家也对彼此互道祝福，并且非常高兴能参与这次活动。

（肖瑶 报道）

北京时间2020年12月5日星期日晚上七点，第五届中欧国际文学节展开了第二十五场文学对谈，由罗马尼亚作家赫里亚·戈贝尔对话中国作家陈楸帆，对谈主题是“多种文体，翻译，及塑造文学图景”。

参加今天活动的两位作家，在各自国家的文学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他们自身的作品获奖无数。其次，他们通过翻译的方式，向国内读者介绍令人激动的国际作品。同时，他们发起一系列项目，为文学领域的作家朋友们搭建交流平台。罗马尼亚著名作家赫里亚·戈贝尔，除了发表许多长短篇小说、文学评论和舞台剧之外，活跃在罗马尼亚国家作家联盟。陈楸帆是国际知名作家，翻译和策展人，在当代中国推理和科幻小说领域一直是很有影响力。赫里亚·戈贝尔和陈楸帆将讨论他们的近期著作，翻译在各自文学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本国作家社群的发展。主持人是张维娜。

陈楸帆，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及艺术系，科幻作家，编剧，翻译。世界华人科幻作家协会（CSFA）会长，中国科普作协科幻专委会副主任，世界经济论坛文化领袖。曾多次获得星云奖、银河奖、世界奇幻科幻翻译奖等国内外奖项，作品被广泛翻译为20多国语言，在许多欧美科幻杂志均为首位发表作品的中国作家，代表作包括《荒潮》、《人生算法》、《异化引擎》等。曾在Google、百度及科技创业公司诺亦腾有超过十年的管理经验，现为传茂文化创始人。

赫里亚·戈贝尔 1962年生于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他在 1999 年取得了土木工程师博士学位。他在布加勒斯特环境工程学院任教授。自1989年罗马尼亚革命以来，他出版了许多文学著作，有诗歌，短篇小说，两本长篇小说，文学评论和十六部舞台剧。他翻译了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亨利六世》《理查三世》《麦克白》等），还有其他作家如雅克·科皮，皮埃尔·科尼耶，马基雅维利，达里奥·佛，爱德华多·德·菲利波，田纳西·威廉姆斯等。他的作品赢得了许多文学奖。从2003至2013年，他担任布加勒斯特作家协会主席，现在是罗马尼亚作家联盟布加勒斯特诗歌协会主席。他还为布加勒斯特周刊杂志 Luceafarul de Dimineaţă工作。

对谈一开始，陈楸帆首先介绍了中国科幻的发展状况。从梁启超创作科幻小说，到刘慈欣的《三体》被主流评论界所接受，中国科幻从边缘慢慢走到被人重视。陈楸帆表达了对中国科幻发展的欣喜，但也指出了现在面临的问题。陈楸帆提到了自己儿时的文学偶像凡尔纳，也提到自己正在关注科幻作家刘宇昆的《蒲公英王朝》。

随后，赫里亚向读者介绍了罗马尼亚基本的文学现状，以及罗马尼亚近代以来的文学流变。他指出在罗马尼亚有一个文学传统，就是把其他不同语言的文学作品翻译成罗马尼亚语，供本地读者学习。在罗马尼亚也有一个作家联盟，包括作家和翻译家，对本土的文学写作提供帮助。

赫里亚同时指出了东欧文学的内在联系，受到二十世纪冷战和苏联解体的影响，东欧文学受到西欧的影响比较大，东欧作家也出现了一批移民作家。陈楸帆也分享了自己的东欧文学阅读经历。他很喜欢斯坦尼斯拉夫·莱姆和齐奥朗的创作，在他们的作品里蕴含着独特的文学气息。赫里亚说，罗马尼亚虽然国家不大，但是每一座城市都有一到两家文学杂志社，整个国家保持了开放多元的文学气象。

在读者提问环节，两位作家也分享了自己的私人书单。陈楸帆推荐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亚瑟·克拉克的《2001：漫游太空》、特德·姜的《你一生的故事》以及宋冰编著的《智能与智慧》。赫里亚则推荐了罗马尼亚著名女诗人安娜·布兰迪亚娜的诗歌和罗马尼亚当代著名作家欧金·乌力卡罗的小说。

一位读者提问：“罗马尼亚作家如今受西欧的影响大一点，那么赫里亚是如何应对这种影响的呢？罗马尼亚文学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赫里亚说：“在罗马尼亚有非常丰富的文学题材，只能说是有一些作家受到了西欧的影响，在四十年前的时候，罗马尼亚的作家也不乏受南美文学、西班牙文学影响的人，很多罗马尼亚作家希望关注现实，写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品。到了三十年前，罗马尼亚诗歌又受到了美国‘垮掉的一代’的影响。再之后，罗马尼亚的作家又面临新的浪潮的冲击，所以很难一概而论。”

过往4届中欧国际文学节，中国作家与欧洲作家相聚一堂，交流文学创作与思想，向公众呈现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对谈活动。今年第 5 届中欧国际文学节，再一次，诸多优秀的中国作家及 27 位欧盟成员国作家，将延续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文学对话。

活动最后，两位作家也对彼此互道祝福，并且非常高兴能参与这次活动。

（宗城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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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2月5日下午5点，第五届中欧国际文学节第24场活动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和芬兰作家米亚·坎基马基以“旅行，回忆录，及不同寻常的生命 — 通往非虚构叙事之路”主题展开对话，独立文化记者，青年写作者柏琳担任本次活动主持。

张莉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姐妹镜像》《持微火者》《远行人必有故事》等。2019年3月向127位当代中国作家发起“我们时代的性别观调查”，引起广泛社会影响。主编《2019中国女性文学作品选》《2019年短篇小说二十家》等，获华文最佳散文奖，图书势力榜十大好书奖等。中国作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茅盾文学奖评委。

米亚·坎基马基（Mia Kankimäki）出生于1971年，是两本畅销书的作者。在这两本书中，米亚融合了游记、回忆录、传记和女性历史的元素。她毕业于赫尔辛基大学的比较文学专业，曾做过编辑和文案人员。为创作第一本书《令人心跳加速的事》（Things That Make One’s Heart Beat Faster）（2013），她来到东京调查一位千年前的日本宫女及作家 – 清少纳言的资料。后来，她追随历史上著名女性人物的足迹，前往坦桑尼亚、肯尼亚、意大利和日本。这也成为她的第二本书《夜里，我想起的女人们》（The Women I Think About At Night）（2018）的灵感来源。目前，她住在芬兰的赫尔辛基。

活动最开始，柏琳向米亚：“为何你来自欧洲，却将日本宫女、作家清少纳言作为第一本小说的写作对象？清少纳言又有哪些特质吸引了你？” 米亚称她在赫尔辛基读大学的时候就对日本文学感兴趣，清少纳言和日本诗歌也是她感兴趣的对象。在米亚看来，清少纳言的书写方式十分现代，她会描写自己的生活，有趣的和讨厌的事情。

在谈到张莉和《十月》杂志推出的“新女性专辑”时，张莉表示她当时有这样的想法是出于对当今女性写作的不满，她觉得性别现象和当今女性生存状态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在她看来，新时期的女性写作应该进入日常生活的内部，发掘隐秘的性别权利关系。

柏琳认为米亚和张莉都试图呈现女性的生存状态，想知道她们会选择怎样的女性作为自己的书写对象。米亚表示自己会基于个人兴趣选择女性的写作对象。例如在《夜里，我想起的女人们》中，她希望通过书写历史上的女性给自己找到一个典范和榜样，指引自己进行更好的生活。

张莉则希望通过《浮出历史的地表之前》呈现女作家是如何写作，又呈现了哪些女性生存的面向。她注意到五四时期，凌书华等女性作家的写作不仅包含了受过教育的“新女性”，还关照到了一些被边缘化的旧式女性，她希望自己能从一百年前的女性书写传统里淘洗出这些创作。

在谈到旅行这一话题时，柏琳向米亚提问：“在你看来，女性游记作家和男性游记作家有何独特之处？”米亚觉得这一问题非常难回答，因为自己只有女性视角。但是她提到，相比男性游记作家，女性游记作家往往要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挑战。比如当时女性很难独自旅行，需要穿着维多利亚式的长群，缺乏经济上的支持，以及外界的尊重。

本次对谈紧还扣了第五届中欧国际文学节的主题“复苏/省思”。柏琳问：“当代女性书写的程度和前人相比，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张莉认为很多女性的生存困境是历史和当代共有的。比如五四时期的女作家陈衡哲取得了一系列卓越的成就，怀孕后却不得不辞去北大教授的教职，而女性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的矛盾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解决。另一方面，“全职太太”因为不事生产，在当今中国的语境下也被视为低一等的存在，生存状态也没有被正视。

此外，她觉得当今的女性书写呈现了很多职场女性或中产阶级的女性，诸如家庭中的冷暴力等现象没有得到很好的书写，当今的女性写作在对女性的意义和价值的理解方面并没有得到进步，这也是让她感到不安的地方。米亚也提到，在芬兰很多家务活动也仍由女性承担，所幸的是很多女性都参与到了文学领域，并以女性视角重新撰写历史，比如通过女性视角描写二战，展现她们对历史的理解。

在读者提问环节，有读者问道：“对于作家而言，是否首先是一个人，其后是一个女人？”张莉觉得读者在思考这一问题时，需要思考“人”这一概念由谁定义。比如治疗心脏病的药，男性吃了没问题，女性的反应却很大。或者疫情期间，我们用“人”的标准制定防护服，男性穿了没有问题，女性穿就会到裆部。在张莉看来，这是因为人们所认为的“人”的标准和规范实际上仍是“男性”的标准和规范。在19世纪以前女性写作和女性生存状态都处于被遮蔽的状态，所以女性作家需要打破男性写作规范，强调女性视角。

此外还有读者指出：“女性写作是否不仅没有描写出女性写作是否有可能不仅最终没有帮助改善女性的处境，反而无意中适得其反固化了女性的处境呢？”张莉认为女性的发声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女性生存处境，只是很多时候人们都在以男性视角去探讨女性写作，女性写作不仅没有固化，甚至根本没有产生一种有力的力量，因此女性写作仍旧任重道远。

迄今为止中欧国际文学节已经举办了4届。每年的文学节，中国作家与欧洲作家就生活、社会的各层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第五届欧洲文学节也将继续在中欧关于文学的对话中，碰撞出思想火花，给予读者启发和思考。

（明明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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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020年12月4日星期五晚上七点半，第五届中欧国际文学节展开了第二十三场文学对谈，由斯洛伐克作家约瑟夫·巴纳斯对话中国作家陈希我，他们将围绕“本土故事，全球作家”展开对谈，讨论如何在本地事件的启发下创作故事，及如何使叙事超越边界、文化和语言等等议题。

约瑟夫·巴纳斯（Jozef Banas）是斯洛伐克近十年来最成功的作家之一，曾在外贸、外交和政治领域工作，其作品已被翻译成十种语言，并曾获得许多国内和国际文学奖，现已在 18 个国家或地区展出。其中包括讲述耶稣在印度生活的畅销小说排行版第一名《编码 9》(Code 9) 及其续集《编码 1》(Code 1)，其纪录片《喜乐区》（Jubilation Zone）等。

陈希我是我国作家、比较文学博士。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心！》等，其作品被译成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日语等多国文字。

对谈开始，主持人首先邀请两位作家简要谈谈各自踏上创作之路的原因和过程。约瑟夫认为，不像中国，在斯洛伐克这样的小国家，成为一个不错的作家相较容易。而他自己则在很小的时候就希望成为一个作家，却直到14年前，五十多岁的他才开始写小说。“为什么要写作？因为没有人愿意听我讲话，于是我只好写了。”他笑称。

陈希我则表示，他最近对这个世界感觉失望，也没有专心下来做太多创作。他曾经也希望通过写作“拯救我的生活”，但遗憾的是，写作是把双刃剑，就算希望通过写作凝视这个世界，但正如尼采那句话，“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陈希我说，“我现在就处于被深渊凝视的状态。”

约瑟夫表示了对陈希我的理解，同时提到了“半杯水”的概念，意为每个人对生活的乐观、悲观都不同，而作为作家，“我们都希望把世界变得更美好，世界就像人体，是由几百万格细胞组成的，现在仍然在通过写作，试图推动这个世界往好的方向发展。”

陈希我仍提出了不同观点，他认为文学本质是黑暗的、极端的、非理性的，其逻辑与现实逻辑不能混为一谈，陈希我常对年轻作者说：“不要让文学的黑暗移到生活里去”。曾经，他对生活也抱有希望，但最近几年，他逐渐觉得现实生活比文学更黑暗，因此一步步丧失了对世界的希望。

主持人谈到写作的受众，陈希我将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比喻成情人关系：“如果读者认为作者写得好，我们就可以走近，彼此可以谈恋爱，但如果没有感觉，也就互不相干。”约瑟夫对这一点表示完全同意，“我只是因为内心的驱使，想把内心的感受完全呈现出来。”

接着，话题来到“一个国家的文学如何走向世界？”的讨论，陈希我从自己欣赏的作家切入表示，他心目中的好作家是具有思维张力、思想厚度的，比如莎士比亚、列夫托尔斯泰、卡夫卡等。但他紧接着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作家能否像这些作家这也写作？“看上去，中国作家一直在国际上露面，但我们应该去思考，这种走出去，究竟是通过思维、思想，还是通过讲中国故事去传播故事？”

“有的小说是讲故事的，但这部分小说不能满足于讲故事。”陈希我强调，通过文学来了解中国文学，这就对了，但想要通过文学去了解中国社会、民俗，这是不对的。“文学就是文学，而不是提供类似社会学、新闻学的资料。”他刚才提到的那些西方大师，读他们都不是希望从中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而是希望读到一个独特的精神性内核。

约瑟夫则坦言，在创作时，他主要关注两个话题：一是历史，另一个是具体生动的个体故事。在斯洛伐克这样的小国家里，他就会选择一些小人物的切入点，选择更多有趣的故事去阐述，以能够更加吸引读者、深入人心。

主持人提到，在特殊的今年，全世界都共同面临着漫长的疫情，从某种意义来说，全球作家之间的距离变得更小了。约瑟夫表示，文学的其中一个目标是打造更多文学共同感，每个作家都在为之努力，但每个作家都是根据自己的本国传统和文化创作的，值得欣慰的是，通过创作，我们可以让不同的作家、文化彼此了解，增进交流。

陈希我则提到，不同国家的现实、社会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各自的创作环境和条件也大不相同，比如，今年他写了一本关于疫情的书，目前还没有找到出版商。陈希我慨叹并总结道：“世界上有两种问题：世界问题和中国问题；世界上有两种文学：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

他同时也强调，作家首先应该扎根于自己熟悉的土壤里，但文学作品不能拘泥于政治作品，它应该超越政治。

在读者提问环节，有读者问到两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的翻译问题？约瑟夫表示，自己的书曾在二十多个国家出版、推广，当他与读者交流的时候，他发现大部分读者是不了解斯洛伐克社会文化和历史的，但当他与一些欧洲作家交流时，他发现很多欧洲读者竟然都对其作品里的一些东西了解不少。

陈希我则认为，西方世界之于中国自然存在着很大差别。他曾有一本作品《抓痒》正准备被翻译到法国时，他的翻译家打了无数个跨洋电话给他，专程向他确认许多细节，以避免理解上的误差。

过往4届中欧国际文学节，中国作家与欧洲作家相聚一堂，交流文学创作与思想，向公众呈现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对谈活动。今年第 5 届中欧国际文学节，再一次，诸多优秀的中国作家及 27 位欧盟成员国作家，将延续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文学对话。

活动最后，两位作家也对彼此互道祝福，并且非常高兴能参与这次活动。

（肖瑶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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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020年12月3日星期四晚上七点半，第五届中欧国际文学节展开了第二十二场文学对谈，由拉脱维亚作家奥斯瓦兹·泽普里斯对话中国作家王苏辛，对谈主题是“拥抱文学缪斯”。

作家如何寻觅文学缪斯？从历史事件或周围的日常世界中，作家从何处、如何汲取灵感？是什么从身心和情感上打动了作家？在这个活动中，我们邀请两位获奖作家来讨论他们的创作过程。奥斯瓦尔德·泽普里斯是一位自由派记者，长短篇小说作家。他的小说《公鸡山的阴影下》获得了欧盟文学奖，目前正在被翻译成八种语言。王苏辛曾出版多部故事集，荣获了“西湖 • 中国新锐文学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奖等奖项。主持人是睿墨涵。

王苏辛，1991 年生，曾在《收获》《人民文学》《芙蓉》《西湖》《锺山》《青年文学》《小说界》《青年作家》等刊登小说若干。曾获第七届“西湖 • 中国新锐文学奖”，第三届紫金 • 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首届燧石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象人渡》《在平原》等。

奥斯瓦兹·泽普里斯（Osvalds Zebris）是拉脱维亚作家、记者，拥有经济学硕士学位。赛布利斯曾从事公共关系和传播领域工作，并担任多家报纸和杂志的编辑。他的第一本书——短篇小说集《网中的自由》（Freedom in Nets）为他赢得了读者的喜爱，也使他得了一年一度的拉脱维亚文学奖最佳新作奖（2010）。《公鸡山的阴影下》（In the Shadow of Rooster Hill）完成后，连同历史系列小说《20世纪的拉脱维亚》（We. Latvia. The 20th Century）出版，1905年的时候，拉脱维亚还是沙俄帝国的一部分。他也凭借此书赢得了欧盟文学奖，这本书被翻译成了八种语言。小说《木屋里的人们》（People of the Wooden House）讲述了发生在里加最古老的街区的一个奇怪木屋里的神秘故事，“木屋”也是故事中一个活生生的角色，它影响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引起了各种神秘故事的发生。奥斯瓦兹·泽普里斯也是拉脱维亚作家协会的一员。

对谈一开始，两位作家首先回答了主持人提出的几个问题。主持人提问：“您相信神圣的文学灵感一说吗？如果相信，您心目中的文学缪斯是谁？”

泽普里斯回答：“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十年前，我坚信缪斯灵感，但之后，我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有了一些调整。我想关于缪斯这个概念，它其实是一个悖论，我心目中的缪斯，是那种灵感喷涌的时刻，但那是可遇不可求的，现在随和时间的推演，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一个作家对故事和语言的把握，那是一种持之以恒的训练。我认为灵感分成三个阶段：阅读阶段、构思阶段和创作阶段。在你日以继夜把你的思绪写在纸上的时候，得到缪斯的眷顾是幸运的，但一个作家不能等待缪斯。”

王苏辛说：“我曾经一度相信缪斯，当我的写作进入到第二阶段，当我要展开一篇新的作品，我会放一部经典文学作品在鼠标垫下面，仿佛在这样的过程中，我的作品能和自己喜欢的经典作品产生奇妙的联系。到后面，我不再需要这样一部作品，不再渴望呼唤一个缪斯，我现在觉得，无论我在任何地方，假如我想写，我就可以进行创作，只有在书写的过程中，一个作家才能找到自己想写的东西。”

在谈到自己的作品《白夜照相馆》时，王苏辛谈到自己在北京的经历。她当时面临着人生的岔路口，在一次闲逛中，一个复古照相机给了她灵感，使作家创作了这部关于记忆的真实与虚构的小说。写作小说，也是寻找精神故乡的过程，可能这篇小说也是我对精神故乡的一次追溯。

随后，泽普里斯也谈到了自己的故乡，围绕着对故乡的书写，他说：“为什么我这么在意二十世纪的历史呢，因为我们知道拉脱维亚从苏联独立出来才不过三十年，二十世纪这段历史对拉脱维亚影响很深。例如《公鸡山的阴影下》，这部小说涉及拉脱维亚的革命，我写作这部小说，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呼吁现在的人们重新关注那段历史。所以回到缪斯这个话题，对于我来说，我有两大缪斯，一个是拉脱维亚的历史和现实，一个是我的梦境。”

王苏辛同时提到，她当前的创作关注人的精神变化，用小说去书写一个人是怎么一步步成长的。她目前在写作长篇，但不会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每天她可能写五百字，也可能写两三千字，又或者不写，这取决于当天的写作状态。

在读者提问环节，一位读者提问王苏辛：“您有提到家乡发言的遗失，这是怎么发生的？您有过身份危机吗？”王苏辛说：“在我最初写作时，我渴望每个人的精神世界是平等的，但是实际上当我写作的时候，我发现我面临跟前辈不太一样的问题，第一个是故乡方言的流失，第二个是我对故乡的历史其实是缺乏了解的，这令我对故乡、方言、身份有了重新的思考。我发现当我认真处理人物，会发现不同人物的精神困境是如此的不同，这很难用一种普遍性去概括。”一个读者提问：“您觉得最顺畅的写作经验是什么？”王苏辛说：“我个人比较满意、顺畅的一次写作体验是对中篇小说《在平原》的写作，它是一次极具连贯性的写作。”泽普里斯说：“我认为今年我创作、搜集短篇小说是一个比较顺畅的过程。”与此同时，二人也聊到了彼此国家曾有过的文学论坛，以及它对青年写作者的意义。

过往4届中欧国际文学节，中国作家与欧洲作家相聚一堂，交流文学创作与思想，向公众呈现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对谈活动。今年第 5 届中欧国际文学节，再一次，诸多优秀的中国作家及 27 位欧盟成员国作家，将延续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文学对话。

活动最后，两位作家也对彼此互道祝福，并且非常高兴能参与这次活动。

（宗城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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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2月1日晚上八点半，第五届中欧文学节第二十一场活动上，塞浦路斯作家斯塔夫罗斯·克里斯托多罗和中国作家夏商以“沉浸在创作中”展开对话，独立文化记者、青年写作者柏琳担任本次活动主持。

夏商，1969年出生于上海，自由作家，中国后先锋文学代表作家，也是“后先锋文学”命名人。著有长篇小说《东岸纪事》《乞儿流浪记》《标本师》《裸露的亡灵》，另有四卷本《夏商自选集》（2009）及九卷本《夏商小说系列》（2018）。年选丛书“海外华语小说年展”策展人。现居纽约。

斯塔夫罗斯·克里斯托多罗（Stavros Christodoulo）于1963年出生于塞浦路斯尼科西亚。他在雅典学习法律，但自从1980年代末就致力于新闻业以来，从未从事法律职业。他曾在希腊和塞浦路斯担任过各种杂志的编辑，目前在塞浦路斯主要报纸Phileleftheros担任专栏作家。他的第一本书《国民》（National）由卡兰蒂斯出版社（Kalentis Publications）于2016年在雅典出版，入围了塞浦路斯国家文学奖和文学杂志《沙漏》的竞赛。2018年在雅典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书《河冻日》（The Day the River Froze），获得了塞浦路斯国家文学奖。

本次对谈紧扣了第五届中欧国际文学节的主题“复苏/省思”。首先，两位作家就如何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建立复杂的人物精神内核展开讨论。斯塔夫罗斯·克里斯托多罗以小说《河冻日》为例，在他看来倒叙对了解人物的情感和经验十分重要，因为所谓的内心世界就是人物对外界的感觉和理解。另一方面，他会从不同的维度和角度去塑造人物，试图将他们塑造成有自己情感的，真实世界的人。不过随着写作的进行，他会发现人物不再受自己控制，这往往会让他大吃一惊。

与之相比，夏商的小说却没有给人物的内心留下太多的空间，这种写法在柏琳看来并没有那么“现代”。对此夏商认为这代表了自己对小说的看法，虽然小说有结尾，但是那些被虚构的人物却会继续生活。和斯塔夫罗斯一样，夏商认为作家有时无法控制自己笔下人物的发展。随着叙事的进展他需要和人物妥协，因为硬拧人物的心理会显得不符逻辑。

那么，两位作家又是如何处理自己笔下人物的“反叛”呢？夏商觉得作家需要和人物“商量”，让人物符合小说整体的基调而不脱轨。此外人物性格的丰满程度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本身就存在的。斯塔夫罗斯则认为写作不只是表达自己的想法，还要和笔下的角色一起生活。这时候人物确实不按照自己的规划发展是极为正常的，他会选择追随着笔下的人物。

接下来，柏琳向两位作家提问，想知道他们是如何看待多种流派对人性的描绘，以及现代主义在展现多层次的人性上是否更有优势。夏商认为不同流派的产生和更迭不仅体现在文学上，也体现在其它艺术形式上，这种更迭是出于对现有艺术形式和可能性的不满，外界通常认为他的写作风格经历了现代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倒退”，他还认为小说是高度概括生活的一种可能性，和生活是一种并置的关系。斯塔夫罗斯·克里斯托多罗称自己不是任何一个流派的代表，作家的任务是更好地挖掘人性，无论任何流派都应该这样做。他并不在乎流派和命名，人物和氛围的塑造对自己来说就是最重要的。

在读者提问环节，有读者想知道作家如何处理头脑中的素材以及如何选择小说的篇幅。夏商认为一个作家可以迅速地判断出哪种素材可以写长篇，哪种可以写短篇。斯塔夫罗斯会将自己的灵感写到本子上，从一些小的角度开始写作。此外也有读者好奇两位作家在写作时是否会对自己产生怀疑。夏商告诉读者，他在写作时每时每刻都会怀疑和痛苦，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斯塔夫罗斯觉得虽然写作很难但自己并不想去做别的事情，但是他可以通过写作不断发现新的自己，因此自己很享受这个过程。

迄今为止中欧国际文学节已经举办了4届。每年的文学节，中国作家与欧洲作家就生活、社会的各层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第五届欧洲文学节也将继续在中欧关于文学的对话中，碰撞出思想火花，给予读者启发和思考。

活动最后，两位作家感谢了中欧国际文学节的举办者和维护者，祝愿这趟文学之旅能越走越远，帮助更多读者领略文字的美好。

（明明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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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1月29日星期日下午5：00，第五届中欧国际文学节的第二十场活动如期举行。丹麦作家多尔特·诺尔斯与中国作家路内以“捕捉生命本质的作家——超越文体之上”为主题展开对话。

丹麦作家多尔特·诺尔斯（Dorthe Nors），曾出版过小说《灵魂》（Soul）（2001）、《大师》（Stormesteren）（2003）以及《安的谎言》（Ann Lie）（2005）等，2008 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空手劈》（Karate Chop），2010 年，小说《日子》（Days）出版，随后小说《明娜需要排练室》问世。2017  年，小说《索尼娅的驾驶课》入围国际布克奖决赛。其作品《苍鹰》（The Heron）也于 2013 年刊登在《纽约客》上， 这也使多尔特成为《纽约客》刊登的首位丹麦作家。

路内，1973 年生于中国江苏省苏州市，现居住于上海。自2009 年起至今出版有《少年巴比伦》《花街往事》《慈悲》《雾行者》等八部长篇小说。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奖年度小说家、《南方人物周刊》年度人物等奖项。

两位作家都喜欢在作品里运用交通工具作为意向，比如路内擅长使用“火车”来表达与推动情节。路内自称，他的爷爷是中国第一世代的司机，见证了许多与历史有关的片段，路内从小对交通工具的感情比较深，而生活在西部的他，一直想去东部的世界看看。随着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发展，交通把各区域链接起来，也让一代人的精神、生活都发生了巨变。

而多尔特的作品里经常出现很多没有结婚、生子，但受过高等教育，拥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女性。多尔特认为，这部分人物设定是打破了一定的常规定律：当女性拥有选择的权力，她们做下的每一个选择，都对自己的生命而言影响十分深远。多尔特指出，当我们提到“独立自主”，实际上也同时默认了在女性这种生活形态之中的不确定性。比如她在作品里还多次提到的时间概念，通过描写一个人的过去、当下等时间环境，来建立一个人物的性格特点。

路内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切入表达，他认为，在中国文学方面，关于女性的议题自五四运动以后被谈起，直到现在，最近一次被谈起是大概五年前出现的“女权主义”运动，路内笑称，他自己也有一个女儿，因此他也十分关心女性的权利。7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和欧洲人差别特别大，前者刚从一个封闭的政治环境解脱出来，经历了80年代的开放，他们考虑问题的思路，却还没有完全聚焦到女性个体的解放上，“在那个时代，男人都还没有完全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心理身体自由。”而到了互联网时代，这一代人与世界是同步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讨论问题的思路也基本和世界同步，作家开始思考女性的目标在哪里？女性要走到的路在哪儿？而他自己也会在作品里，一次次去讨论一个问题：一代人如何去认识自己、廓清自己的身份？“不断地讨论本身也是达到目标的一个过程。”

在多尔特的大部分作品里，她常用一种“黑色幽默”的反讽手法去沟通。在丹麦，人们常常权力人人平等，但事实上，女性和男性的确存在不少不平等的现象，但不管是在书内还是在评论里，多尔特都描述了不少人类对于自我的认知、反思和挣扎。

路内补充道，女性问题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前现代时代，“中国人对女性的歧视应该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么严重。”比如《红楼梦》里对女性的偏爱，传统神话《女娲》里的女神也是女性，包括传统的神观世音等等。路内认为，某些时候，所谓男女地位问题，更像是阶层的问题。到了建国后，第一部颁布的是《婚姻法》，对一夫一妻、女人可以参加工作等等做出了规定，客观上造成了对女性的解放，“这是从前现代到现代跨越的过程”，今天我们谈论女性问题，应该站在今天的时代基础上，在现代社会的角度上，女性问题更多包含平权问题、工作问题、人类心理等等，路内认为，在这些框架里，文学作品还可以做出很多努力和贡献。

多尔特提出，网络时代带来了许多新的想法和可能性，她有一本新书叫《明娜需要排练室》，皆有短小句子堆叠，她与路内想法一样：作者应该去关联世界，关心自己眼中的世界。写作者一直在持续描绘人类存在的状态，这过程中，她一直在尝试用新的文体、概念去创作。

在读者提问环节，有观众问两位作家，是否有一个画面或声音，带动了整部作品的创作？多尔特认为，作家往往是在时间、空间里无限行走的人，一些句子的确能激发她对整个创作的灵感，有时候一个简单的句子能击中她，比如餐桌旁边、地铁上，一些人们发出的对话，“就像一颗小珍珠”，一下子恰如其分地激发她。路内表示认同，很多时候，恰是生活中细琐的碎片，促使他去写一整部作品。

迄今为止，中欧国际文学节已经举办了4届。每年的文学节，中国作家与欧洲作家就生活、社会的各层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第五届欧洲文学节也将继续在中欧关于文学的对话中，碰撞出思想火花，给予读者启发和思考。

活动最后，两位作家感谢了中欧国际文学节的举办者和维护者，祝愿这趟文学之旅能越走越远，帮助更多读者领略文字的美好。

（肖瑶 报道）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AwNjQ4MDAyMA==.html?spm=a2h0c.8166622.PhoneSokuProgram_1.dselectbutton_9&showid=eebda5dce589458b87df

北京时间2020年11月29日星期日中午12点，第五届中欧国际文学节展开了第十九场文学对谈，由立陶宛作家莱蒙纳斯·布里迪斯对话中国作家周恺，对谈主题是“双城记：两类文体的笔尖塑造”。

一本书，书写一座城。莱蒙纳斯·布里迪斯出版新书非虚构小说《维尔纽斯：琥珀之城》（2020，新星出版社），同时，周恺带来新作历史虚构小说《苔》（2019，中信出版社）。莱蒙纳斯·布里迪斯是一位立陶宛作家和历史、文学、地理影像学者。《维尔纽斯：琥珀之城》通过研究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文化与语言的演变，折射欧洲文化史。周恺，来自四川乐山，2019 年出版《苔》荣获许多重要文学奖项。这本书围绕着清朝时期的嘉定，也就是今天的乐山展开。莱蒙纳斯·布里迪斯与周恺将在本场活动，交流他们的新书，研究与创作的过程，以及如何用文字讲述城市故事。主持人是柏琳。

周恺，1990年生，四川乐山人，现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班。2019年出版长篇小说处女作《苔》，入选《南方周末》年度好书、腾讯·华文好书年度好书、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作品等。即将出版短篇小说集《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

莱蒙纳斯·布里迪斯（Laimonas Briedis）是立陶宛作家及历史、文学、地理影像学者。他是维尔纽斯（立陶宛）人，但成年后，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加拿大温哥华，并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文化地理学博士学位，在多伦多大学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后学位。他的研究和文学调查探索了立陶宛与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纽带，其创造性成果包括绘制维尔纽斯语的GIS多语言世界文学地图并检验双向本地化的影响；他还将归属、移民、散居、翻译和记忆等问题作为他作品的核心。他的非小说文学畅销作品《维尔纽斯传：琥珀之城》（Vilnius: City of Strangers）(2020年，新星出版社) 通过描述维尔纽斯不断变化的文化和语言标志来探索欧洲文化的历史。这本书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包括立陶宛语、德语、汉语、俄语和葡萄牙语。目前，他正在深入挖掘KGB档案，为他的下一本新书做准备，这本新书将关注冷战期间加拿大和苏联之间的分歧与立陶宛的文化记忆的历史。莱蒙纳斯能十分流利地运用英语、立陶宛语与俄语进行写作与交流。他也曾出席许多文学活动，包括伦敦、法兰克福和莱比锡书展，并且他还是莱比锡纪录片电影节的国际评审团成员。

对谈一开始，两位作家首先回答了主持人提出的几个问题。布里迪斯谈到了非虚构书写一座城市所要处理的问题。他说：“历史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而对地理空间的描绘也非常重要。如果从我本人的经历来讲，我比较关心一个地方的地理状况，一个城市的历史和它发生的事件是与地理空间相互交织的。所以我在写作时会注意处理城市的地理位置、空间布局。另外我本人的写作跟我的童年密切相关。小时候，我喜欢研究地图，对地图的热爱深刻影响了我的写作。当我去阅读关于维尔纽斯的作品，再去对照现在维尔纽斯的城市面貌，我发现这座城市在近现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让我产生了书写的动力。”

周恺认为：历史看似遥远，但其实就由生活组成。他举了自己家乡的例子。他在乐山生活多年，对乐山的生活印象，包括过去和现在的对比，是他对乐山历史最直观的感受。周恺说：“对于写小说而言，历史是一种氛围，必须得承认，有时候作家书写历史，也是一种逃避，因为你在书写当代的时候，面临的外在羁绊更多，但如果深入历史，作家会更加放得开。”

布里迪斯补充道：“我在书写维尔纽斯历史的过程中，意识到书写它的历史要比现在更加困难，因为它在历史上曾被不同国家占领，语言在不同时期发生了变化，所以对我来说，我写这一座城市，还需要了解它在不同阶段语言的变化。”在谈到历史材料的取舍时，布里迪斯谈到，找到书写的中心非常重要，历史材料要围绕这个中心去展开。但坦率来说，维尔纽斯的历史在近现代有一种不连贯性，这使得找到中心变得困难。

当视线转到周恺，他以自己的作品《苔》为例子来阐述了自己对写作和地域的理解。在《苔》中，他以密码似的乐山方言写就，以晚清年间四川嘉定（乐山）两兄弟的不同命运为线索，向当代人讲述了一段消失在历史烟云中的家族故事，生动地再现了蜀中各个阶层的人物命运。但周恺强调，他不希望自己的写作被地方性笼统概括。

周恺补充道：“此外，就中国而言，传统的城市传记书写，它也是分不同类型的，而回到我写的小说，因为小说的核心是人，所以我的写作材料是围绕如何去树立人来组织的。我想说的地方性倒不是说传统的地方志，我是想说现在很多的地方概念其实是派生出来的，比如东方是相对于西方的，当人们说地方时，它容易变成一个展示的视角，容易成为中央借助地方所采取的一种有局限性的反思，但我的写作主体可能就因此会被狭隘化。”

在读者提问环节，一位读者提问二位作家：“两位作家接下来的写作主题会与什么有关？”布里迪斯说：“我接下来会重新解构我个人家族的历史，将它们融入到写作之中。”而周恺将继续关注个人史与集体历史的结合。周恺强调：“作家首先需要诚实。承认自己的局限。”在认清这一点后，作家能找到真正适合自己写的东西。

过往4届中欧国际文学节，中国作家与欧洲作家相聚一堂，交流文学创作与思想，向公众呈现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对谈活动。今年第 5 届中欧国际文学节，再一次，诸多优秀的中国作家及 27 位欧盟成员国作家，将延续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文学对话。

活动最后，两位作家也对彼此互道祝福，并且非常高兴能参与这次活动。

（宗城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