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Archives: Peter G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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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020年11月15日下午7点，第五届中欧国际文学节上，西班牙作家安德烈斯·巴尔瓦和作家Btr以“童年、真相和创伤 —— 深入黑暗”为主题展开对谈，学者戴潍娜担任本次活动的主持。

西班牙作家安德烈斯·巴尔瓦以小说《卡蒂亚的姐姐》广为人知，2020 年理想国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小说《小手》和《光明共和国》。巴尔瓦曾获得诸多奖项，并在2010年被格兰塔杂志选为“最杰出的西语青年小说家”之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略萨这样评价巴尔瓦：“早已创造出了一个完美的世界，早已拥有了一门与其年纪毫不相称的精湛技艺。”

中国作家、译者Btr出版有《迷走·神经》和《意思 意思》，译有保罗·奥斯特《孤独及其所创造的》、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的《樱桃的滋味：阿巴斯谈电影》等作品。

活动最开始，戴潍娜邀请Btr和巴尔瓦朗读一段自己的小说。巴尔瓦用西班牙语朗读了小说《光明共和国》的第一章节选，Btr则朗读了几个段落，来自发表在《小说界》上的短篇小说《上海胶囊》。戴潍娜认为他们的小说打破了虚构的边界，带给了她奇妙的阅读体验。

接下来，戴潍娜提问了两位作家对彼此作品的感受，Btr认为“游戏”贯穿了巴尔瓦的《小手》和《光明共和国》，当游戏变成某种现实时候，世界也变得惊悚，这对理解巴尔瓦的作品十分重要。巴尔瓦则认为Btr能够把对大自然的好奇心和生活可以融入到作品中。

此外巴尔瓦还谈到了视角转变对阅读体验的影响。例如，《小手》取材于真实的故事，在孤儿院内，年仅五六岁的小女孩杀害了别的小女孩，还把她当作玩偶。虽然巴尔瓦一开始觉得很惊悚，但视角转换后会觉得它也是一个充满爱的故事。此外，巴尔瓦还谈到了“童年”的概念。巴尔瓦认为，无论是对自己和大众认知的童年，并非一直是被保护的，“快乐的童年”也只是一个现代的概念。

Btr认为艺术活动的开展对自己创作产生了影响，刺激了他的灵感，一开始他将艺术评论写成小说，或是将小说再改写成艺术评论。对此，巴尔瓦认为小说家能够与艺术家合作十分美妙，“能够玩起来”对于作家来说非常的重要。

在谈及文学是否衰落以及文学的边界时，巴尔瓦认为关于“文学是否衰落”这一问题已经被讨论了很久。尽管越来越多人开始创作，人们却觉得文学在消亡，这其实也代表了人们内心潜藏的恐惧。一方面，文学的主体似乎发生了改变，边界变得模糊。另一方面，人们聚精会神的读书的机会也随之减少，人们会面临很多其它的诱惑而非而非阅读小说。但是，巴尔瓦认为这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因为对于作家来说，会让想要表达的东西变得更加的准确，更能聚焦自己的创作。Btr则笑称，文学像猫一样有很多命，不会轻易死掉，但是它需要自我更新，而巴尔瓦的作品中恰恰就能体现这种更新。

本次对谈也紧扣了第五届中欧国际文学节的主题“复苏/省思”。戴潍娜问到了新冠疫情对创作的影响。

Btr觉得新冠很容易成为划分生活的分界线，他相信之后会出现很多关于新冠的小说。巴尔瓦回想，新冠疫情爆发前，自己刚完成上一部作品。他很难以想象如果上一部作品没有完成，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因为新冠疫情就像战争一样，会对人们的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和变化。人们可以在以后回看这几年的作品，会发现新冠带来的影响不光是死亡和灾难，还有思想体系的坍塌。

在读者提问环节，有读者问二位对文学、创伤、记忆的看法，是否可以用文学治愈创伤。

巴尔瓦认为每个人的想法并不一样，体验、反思、合适的措辞是讲述故事的重要元素，但有时候人们处于保护自己的理由，也会说谎。当谈论事实变得困难，事实就变成无法触及的感受，人们接触到的也只是事实的影子。只是在一个更开放的社会中，这种感受就会更为接近事实。

中欧国际文学节已经举办了4届。每年的文学节，中国作家与欧洲作家就生活、社会的各层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第五届欧洲文学节也将继续在中欧关于文学的对话中，碰撞出思想火花，给予读者启发和思考。

（明明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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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020年11月15日星期日下午5点，第五届中欧国际文学节展开了第四场文学对谈，由波兰作家沃伊切赫·赫米耶拉什对话中国作家蔡骏，对谈主题是“恐怖、惊悚和犯罪 —— 超越文体之上”。

在这场线上分享中，两位作家与我们一起讨论他们的作品、流派与子流派，如何应对新的写作挑战，以及如何持续创作热门作品。多产的波兰作家沃伊切赫·赫米耶拉什，通过写犯罪小说而出名，但同时，他也探索心理惊悚、恐怖、黑暗类型等写作领域。与此同时，中国传奇作家蔡骏，以其独特的恐怖与悬疑风格在国内外建立了庞大而忠实的粉丝群。本次对谈的主持人是张维娜。

伊切赫·赫米耶拉什（Wojciech Chmielarz）1984年出生于格里维斯，是目前波兰最受欢迎的犯罪题材作家。他是从新闻界跨界进入文学界的，他曾是“niwserwis.pl”网站的主编，这个网站主要报道安全问题、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和经济情报。写作生涯初期，他创作了警长雅各布·马卡特系列。2015年，他凭借小说《接管》获得了2015年波兰最佳犯罪小说奖。近年来，这位作家改变了他的写作兴趣，从犯罪题材小说转向了道德和惊悚小说。这一转变也很是成功：《毒蛇之穴》（Żmijowisko）（2018）、《伤口》（Rana）（2019）和《违背》（Wyrwa）（2020）都成了畅销小说。

与他对谈的蔡骏是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悬疑作家。他出生于中国上海，是《悬疑世界》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畅销书作家。他以天马行空般的想像力、严密紧凑的逻辑思维，致力打造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心理悬疑小说，曾获“贝塔斯曼·人民文学”新人奖，代表作为《地狱的第19层》《人间》《旋转门》《幽灵客栈》等。

对谈一开始，两位作家首先回答了彼此的几个问题。在被问到目标读者时，赫米耶拉什坦言：“在波兰，他的读者多是女性。所以说我在创作的时候也是会有女性的视角。”在被问到“当代波兰作家的兴趣点”时，赫米耶拉什从自己的角度回答：“我们可能会更多考虑当下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新一代作家会侧重于关注现代社会，看一下现在在欧洲、在波兰发生的事情。”

而当视线转到蔡骏，他首先回答了“悬疑小说的流派、子流派，还有悬疑小说在中国发展的历程”，将悬疑这个大的门类细分为侦探、推理、犯罪、恐怖、惊悚、哥特等。随后，蔡骏谈到了自己的风格变化，从早期偏向惊悚、恐怖，到中期融合对社会问题思考的犯罪题材，再到现在。

蔡骏回顾了自己的写作生涯。“2001年的春天，我写了个十万字的长篇在榕树下首发，可能也是中文互联网上首发的第一部长篇悬疑或惊悚小说。我突然发现自己有了许多读者，他们毫不吝啬地表达了赞美。第二年，这部《病毒》便出版成书了。这是一次成功的闯入，因为我闯入的几乎是一片空白地带，尽管在全世界范围内早已枝繁叶茂，如同亚马逊雨林般的丰富多彩，但在中国还是荒芜的原野。闯入能够给人快感，让人如同脱缰野马般的奔驰。从2001年到今天，我已经写了三十多部长篇小说，几乎全部是悬疑小说。”

令赫米耶拉什惊喜的是，在听到蔡骏的回答后，他觉得自己的处境和蔡骏有很多相同点。波兰的犯罪、悬疑小说同样经历了一段被忽视的时期，直到后来才慢慢好转。随后，赫米耶拉什简短介绍了欧洲文学对他的影响，以及当代波兰比较出色的犯罪、悬疑小说家。而蔡骏也提到了欧美、日本推理小说家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例如日本的松本清张、东野圭吾，欧美的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以及中国作家如何面对这些前人的影响，重要的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

围绕本届中欧国际文学节的主题“复苏/省思”，两位作家也分享了自己的观点。蔡骏围绕今年发生的全球疫情，提问赫米耶拉什：“我知道现在欧洲的疫情比较严重，这个疫情可能是今年最严重的事，那么对于文学家来说，对于小说家来说，疫情可能就会影响我们的创作，那么我想问赫米耶拉什先生，现在波兰的疫情，它对波兰文学界的创作会不会有一定影响？”赫米耶拉什回应：“事实上我们仍处在疫情之中，疫情还没有结束，最近在波兰又增加了两万的新增病例，所以说现在的疫情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第二方面，疫情的出现证明了我们所知道的事情，就是人们仍是需要读书的，仍然需要文化，需要好的故事，因为在这样的严峻情况下我们需要找到心灵的慰藉。对于我本人来讲，我现在仍是在写犯罪写作，也不知道疫情究竟会对我的创作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读者提问环节，一位读者提问二位作家：“写作悬疑小说或推理小说时，尤其是有多重结构或情节的小说，应该先有完整且缜密的大纲吗？”赫米耶拉什认为：“在犯罪小说的创作中，我一定是会提前计划和准备的。要让读者在结尾大吃一惊，作者首先要构思好整个布局。但是事实上准备过程中，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许会有新的灵感，新的变化。”蔡骏补充道：“我的想法和赫米耶拉什差不多，我最近创作的一部小说，就修改了二十多次创作大纲。”

过往4届中欧国际文学节，中国作家与欧洲作家相聚一堂，交流文学创作与思想，向公众呈现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对谈活动。今年第 5 届中欧国际文学节，再一次，诸多优秀的中国作家及 27 位欧盟成员国作家，将延续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文学对话。

活动最后，两位作家也对彼此互道祝福，并且非常高兴能参与这次活动。他们祝愿犯罪和悬疑题材小说越来越好，并期待疫情后我们能重逢在文学的春天。

（宗城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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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14日下午五点，第五届中欧国际文学节第三场活动如期举行。爱沙尼亚的作家安蒂·萨尔和作家真真以“思维结构：从孩子的角度去创造”为主题展开对谈。

安蒂·萨尔是爱沙尼亚的著名作家和法语译者，斩获过多项儿童文学奖。安蒂的三个孩子给了他童书创作灵感，爱沙尼亚的儿童文学中心称他“沉浸在儿童的世界里，能够瞥见日常生活中的特别之事。他的作品往往脱离现实，流畅、诙谐、措辞讲究，多用易感知的词汇。”

真真是中国内地的90后作家、诗人、译者，从11岁开始发表作品，并译有法国、荷兰、加拿大等漫画家的绘本作品。中国作家协会称：“她的作品都有透明干净，雅致温暖的美感，她的作品总是蕴藏着爱的满足和失落。她关心的是人与人之间如何相互接纳、彼此信赖，甚至是在跨越时空的情况下。而且她的作品神奇地同时带有浓浓的东方和西方的民间文化色彩。”

本次对谈紧扣了第五届中欧国际文学节的主题“复苏/省思”，两位作家在交流分享儿童文学的创作经验的同时，也向读者讲述了自己对儿童文学的理解。对于他们来说，儿童文学不仅是充满童趣和想象的故事，也蕴含了各自对儿童成长和情感需求的反思，以及对具有公共性的社会议题的回应。

在被问道最喜欢的自己创作的作品时，真真认为自己最喜欢的是《友妖经》，它讲述了49个生活在现代的妖怪。在古代，妖怪故事总是被用来吓小孩子，而《友妖经》也传承中国的妖怪传说的同时也融合了现代色彩。真真以《雾霾机》为例，在她看来“雾霾”这一意象也是自己对现代污染和治理的回应。

在安蒂·萨尔看来，《安妮的东西》是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它的灵感来源于自己最小的女儿伊达。与充斥着天马行空的想象的真真的作品不同，他希望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灵感，发现日常生活中孩子的情感，没有一个部分超过现实。他试图把对孩子来说非常珍贵的人和事融入到自己的作品里。

在被问到，创作儿童文学和给成人看的作品有何不同，又有哪些关键因素时，真真认为这两种创作各有难点，但是给孩子的创作更加纯粹，需要作家不断提炼和追问自己。比如，她自己非常喜欢“死亡”、“情感”、“爱情”等主题，但这些主题却不能向给成年人看的作品那样直接书写，它们比较难向孩子阐述，因此如何将情感包含在故事后面，就成了需要处理的命题。

真真的观点得到了安蒂·萨尔的认可。安蒂还补充道，“儿童经验”的复现也是创作的重要资源。他不仅观察儿童的思维方式，而是将自己设身处地的将自己变成儿童。此外，他认为接受和赞美过去的自己时非常重要的，因为人在成年时得到认可会变得特别困难。

在谈及作品的意象等细节问题时，真真谈到了《门》这一故事。故事讲述了“孩子从出生到死亡要经历多少扇门”。这些“门”意味着生活中的种种可能性，比如外出求学和或者决定辞职，回到故乡陪伴家人。真真认为，“门”这一灵感来源于当时自己凝滞不前的生活，比如自己拿着稿件推开出版社的门，因此渴望从“门后”到“门前”的努力成了她创作的来源，她觉得所有事情都可以用这样的“门”来概括。从这个角度来说，《门》不仅仅是一个童话故事，更是对生活中那些得到和失去的回应。

安蒂·萨尔则认为自己在选择创作素材时，不会特意追求想象，而是想要从平凡生活中获得资源。《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一书就是基于这样的灵感来创作，他认为孩子看待世界的方式非常现实和自然，有些事情对成年人来说很稀松平常，比如父亲剃了又长出来的胡须，对于成人来说有些“无聊”，但在孩子眼中却很有趣，而这也是孩子在认知尚未成熟时，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

在读者提问环节，有读者问道，儿童文学该如何吸引儿童的注意力，儿童是否又需要通过作品理解阴暗面。安蒂·萨尔认为给孩子读睡前故事，创造一个好的阅读环境，对于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十分重要。真真则以《哈利·波特》为例，认为“伏地魔”这一类坏人的描写较扁平，但已经起到了让她认识到“人在发生噩运时是无能为力的”，孩子需要意识到这些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明白“所有事情都不是理所应当的”。

中欧国际文学节已经举办了4届。每年的文学节，中国作家与欧洲作家就生活、社会的各层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第五届欧洲文学节也将继续在中欧关于文学的对话中，碰撞出思想火花，给予读者启发和思考。

（明明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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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020年11月14日星期六中午12：00，第五届中欧国际文学节的第二场活动正式开始，此次与会者，是中国作家毕飞宇对话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毕飞宇是中国当代作家，代表作品有《青衣》、《平原》、《推拿》等，曾作为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及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得主。

被誉为“英语文学中的语言大师”的科尔姆·托宾则是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知名爱尔兰作家、文学评论家，其作品以文笔优雅恬淡，内敛含蓄见著，主要描写爱尔兰社会、移居他乡者的生活、个人身份等议题。

此次对谈以“家的感觉”为主题展开。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对许多人来说，疫情把人们“困”在家中，某种程度而言，家给人们带来了更多、更深入的思考。

两位作家从“家是什么”为切入点谈起。科尔姆率先提出，在古老年代，家是文学中一种最古老的主旨之一，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创作中经常出现“回家”等母题的描述，在对家的思考当中，我们需要用家来填充个人感情的空虚、缺失。

毕飞宇首先反驳了会议开头提出的一点，他不认为男性作家对“家”的思考不够细腻，相反，毕飞宇强调，对写小说的人而言，“家”是一个极佳的话题。“无论我写什么样的作品，每个人都有一个潜在的身份，我们容易误解其为一个社会身份，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是一种天然的、原生的性质，比如父性、母性、情人性等等，这些东西往往成为一个作家感受世界的重要出发点。”

科尔姆自15岁就离开家住进寄宿学校，在独立适应、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他逐渐开始产生对“家”的不同念想，他发觉，当离开许久后再一次回到家，会陡然发现，作为回归的家庭，和记忆中的家庭，对自己而言产生了某种不大一样的感情。

科尔姆认为，“逃离”永远是家的一个永恒主题之一。他回想一百八十多年前的爱尔兰，不断有人以移民、搬迁等形式离开家庭，但“‘家’的概念依然深处于我们的大脑中”，科尔姆认为，比如他现在身处洛杉矶，因为疫情的原因不能马上回到家中，但他依然感觉家陪伴在我身边。

在关注“家”的时候，相对于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作家会更关注个人的生活。比如，在过去几十年间，我们两个国家都经历了一些变革，人们的记忆会改变，很多人离开了家，很多人也归来，“家”的形态不断流动，内涵本质却是前后贯通的。

因此，科尔姆认为，家代表的记忆不仅仅是一个地标，更是一个时代、一个集体的记忆。他提到了自己的作品《布鲁克林》，他在书中想象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姨妈移民到美国后，如何继续自己接下来的人生，以此达到一种更广域的思考。“在爱尔兰，政治生活不仅关于国家，更关乎个人命运、家庭的微观面相。”而在被现代科技塑造的当代社会，人们对“家”的思考依然存在，依然延续着某种古老的信念。

毕飞宇则提到，在过去几百年的历史间，西方人在文学作品里探讨的都是人和神的关系，直到18世纪的英国，小说里才真正出现“家庭”的元素。一直以来，当我们谈及文化时，很容易将它与国家、民族等宏大观念联系起来，但实际上，“家”是一个最小单位的文化。某种程度而言，一个作家描述的主题，本质上或许都围绕“离开家庭”和“回归家庭”这两个主题。

另外，对一个作家而言，“他要么是家庭的反抗者，要么是逃离者、背叛者。”而毕飞宇认为，从写作第一天起，就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反抗者。“一个人在家中就像鱼在水中，自如、自由，一旦脱离水中，他也许很快发现，自己一直在下沉，缺少了某种浮力。那么他要如何去寻找与周围环境的有机互动与良性融合？”

科尔姆表示赞同。他认为，家庭里可能出现暴力、反抗、所谓的PUA等等黑暗面的元素，而作家的任务之一，就是重构“家”的刻板印象。“家庭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完美、其乐融融，我们要找到玻璃上的裂痕，进行戏剧化的调查和处理。”科尔姆在新作《名门》里，就将表面温情的家庭打破，去探测母子之间的忠诚、保护与爱背后藏掖着的一些破碎。

科尔姆以莎士比亚戏剧举例，莎翁总在一开场呈现家庭里某个成员的叛逆，这种戏剧化的力量会催促人去想象接下来会发生的事，在这种想象力的推动中，一个人可能会从一直熟悉的家庭中发现一些迥异的、意外的东西。

而“如果从女性视角去考量家这一概念，或许就是另一个故事。”女性在漫长的历史中扮演着忍受的角色，而作家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替女性表达出她们一直以来承受的、没能表达出来的情感，比如易卜生的《娜拉出走》。

科尔姆虽是爱尔兰作家，但他多年来都处于“四海为家”的生活，他对家的感情是复杂而深刻的。相较之下，毕飞宇对家的衔接则相对稳固，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固定的区域，似乎从未离家太远。

毕飞宇“坦率地说”，他对家乡其实“没什么爱”。但过了50岁之后，他开始感受到一股奇妙的、苍老的情感在内心开始生长，比如在外听到乡音，或在外地忽然听闻关于家乡的某些元素，他开始感到一种苦楚——对自己的家乡失去了认知能力，但同时感性上却割离不开。

因此，毕飞宇尤其想邀请朋友到自己的家乡，与现在的朋友与家乡相处，帮助他重新思考一个答案：我究竟要如何重新和我的家乡建立联系？对此，科尔姆表示认同，“年过半百，人生中一些情感、经历和记忆会变得尤其鲜活，年轻时的记忆会反而变得特别有力、鲜活。”

毕飞宇还补充提到，今年的疫情让家庭成员之间的浓度变大了，对个体而言各有不同，有可能变得紧密，也有可能变得松散。而这些时代的变动和意外，让作家更加意识到要关注此时此刻、与我们个体息息相关的“家”。

在读者提问环节，有读者提问道，一个人是否必须要与家（包括象征意义上的）有所联系才能在世上存活？

毕飞宇认为，生活的所有秘密要义，就是“关系”。一个人最初之于这个世界的基本模式、情感模式、思维模式和表达模式，一定是从家庭开始的。他强调，将家庭模式和世界模式进行机械对立是极不可取的。一个人离开了家庭，则不可能有办法找到一个恰当的模式，去和这个世界对话，去表达这个世界。

科尔姆则补充，他认为每个人的第一个家都是自己的卧室，包括到现在，他都常常在清晨醒来的第一时间想到，“要是我在家中的卧室该多好啊！”在那儿我不用面对生活的琐事，不用写作、工作。对于家，每个人应当都还是留存着一股最原始的温存。

中欧国际文学节已经举办了4届，每年的交流中，中国作家与欧洲作家就生活、社会的各层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共同呈现了一系列高质量的思想碰撞。在此次第 5 届中欧国际文学节上，诸多优秀的中国作家及 27 位欧盟成员国作家，将延续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文学对话。

结尾时，两位作家就文学创作方面补充提到了一点建议。他们都赞同一点：写作的主题，应该是你最害怕的东西。比如一个人害怕贫穷，你就去写一个一贫如洗的人，他害怕失恋，就去写一个为情所伤的人，对于那些对写作怀揣热情和欲念的人而言，你现在所要做的，或许就是出家门去，在外面走一走。

（肖瑶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