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不再道歉 ”
《这里，我不再道歉》》（Täällä en pyydä enää anteeksi, Here I No Longer Apologize）是内丽·若珊莱宁（Nelli Ruotsalainen）的首部诗集，受到了广泛而热烈的评论，诗中坦率而敏锐的社会批评为人们所称赞。该书探讨了一系列的主题，如针对青少年的性暴力、酷儿/性身份以及女性之间的代际联系。若珊莱宁提到，她为这些话题所吸引，因为这些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她众多朋友生活的一部分。
“我想写一些关于性暴力的东西，因为我想打碎与之相关的耻感，鼓励幸存者永远不要为既定的事实而自责。我写酷儿身份，则是因为我想要理清自己对这一话题的复杂感受，即对内在的双性恋恐惧症（bi-phobia）的复杂感受，这也与同性恋规范（homonormativity）相挂钩。我想说的是，一个人可以在很多方面变得‘酷儿’，ta 们有时甚至自己也说不清那是什么，或者事情一直在变化，这些都是没问题的。此外，对我来说，书写女性代际间的连续性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便能阐明跨际之间的创伤如何形成循环及其如何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另一方面，这种连续性也拥有很大的力量，尤其是在新一代接受并运用知识这一方面。”
若珊莱宁说，以创伤为基点进行写作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因为“我们并非创伤的总和”。
“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因为这是一种曝光，会使作家变得脆弱。然而，各样各样的反馈从社交媒体和评论里流向我时，我又觉得这一切是如此有益。我写的东西，以及的写作的方式，引起了众多读者的共鸣，ta 们也受到过类似的骚扰、性暴力以及‘只因为我是一个女孩/女人’而被贬低的经历。”
若珊莱宁在出席第六届中欧国际文学节前说，她的新诗以“分娩”和“产后”为主题。在自己的孩子出生后，她立马写出了初稿。
在新冠疫情初期，分娩和成为母亲这两件事情都使我陷入了危机。虽说是危机，却不一定是消极的，然而，这也迫使我去挖掘并评估对我来说重要的东西。对那些分娩的人来说，新生儿的出现却也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剧烈的疼痛。作为人类，我们必须首先被驱逐，然后才能活下去。分娩也许是最“自然”的事情，因为它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对我而言却是完全超凡脱俗的。至于初为父母的那些人，尤其是母亲一方，我并不认为社会给予了她们充足的保障，让她们能够平稳地、满怀爱与希望地过渡到“新生命的照管者”这个身份。
“我将这一人生阶段用写作的形式表达出来，是为了捕捉初为父母的过渡阶段，同时也为了引发人们对其背后隐藏的具体矛盾的关注。我的朋友汉娜·特维南（Hanna Tyrväinen）曾帮助我创作我上一本书的插画，如今也再次与我合作，以从视觉上捕捉产后身体的释放、荷尔蒙的泛滥和对婴儿交织着痛苦的爱。”
若珊莱宁的作品源于一种女性意识。她表示，自小她便面临男女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也是自此以后，她开始关注女性主义的思维方式。
“小时候我踢竞技足球，但我从来没在电视上见过女性踢职业足球，像男运动员那样广受推崇、发财致富。但我知道我至少和我认识的男子们一样努力训练，但社会就是会强加这样的观念：女子在足球方面不如男子。当我逐渐长大，越发感受到女性被物化，并被赋予浓厚的性别色彩。”
“读本科时，我报名参加了女性研究课程，并逐渐发现原来早有杰出的思想家已经阐明和分析过我的感觉和感受。通过系统的学习，我搭建出一个框架来分析性别不平等及其与诸如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年龄歧视、殖民主义、跨性别恐惧症、同性恋恐惧症等其他压迫形式的交叉点。我痴迷于这些探究，因为我知道我们的世界就是建立在对人和土地的剥削之上的。我们必须学会治愈我们与地球的关系、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要达成这一点，首先要对‘权力’进行细致入微且与时俱进的分析。”
若珊莱宁说，当今欧洲关键的女权主义问题牵扯到一些根基深固的因素：边境政治、性别暴力、对女性、性别和性少数群体权利的强烈反对。
“欧洲必须评估其在全球政治中的殖民和新殖民角色，若有难民在边境寻求庇护，欧洲也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终止对移民的暴力行为，提供应有的庇护。移民问题上的女权主义政治也必须采取坚决的反种族主义立场。针对女性的暴力一直是关键的女权主义问题，无论国家/地区的具体立法如何，欧盟都需要确保对幸存者的基本保护。每个成员国都需要签署协议，根除性别暴力，方法之一是对相关工作提供资金支持，阐明问题的普遍性。至于对女性、性别和性少数群体权利的强烈反对，欧盟需要站定立场，确保所有成员国赋予这些群体应有的权利。根据欧洲男女同性恋者联合会（ILGA-Europe）的说法，LGBTQI+群体在欧洲仍然只能拥有受限的权利，去年，欧洲跨性别者权利的立法进展停滞不前。”
除了作家的身份，若珊莱宁在2018年与他人共同创立了一个名为Pesä（现称为Raikuu Collective）的女性主义出版平台，该平台取得了巨大成功。
“ Pesä创立之时，我们没有任何‘资质’，我们这样做只是想出版自己的诗歌，而无需征得许可或等待老牌出版商的认可。小型出版社很重要，因为它们的兴起是为了挑战现有的出版等级体系。这种等级体系与权力、影响力和‘好’文学的标准相关，也会影响到所谓的‘最高销量’。作为一家小型女权主义媒体，我们只能通过社交媒体建立自己的受众，因为我们没有资金用于市场营销。但我们能够找到读者和支持者，ta 们恰恰多数是那些无法在主流叙事中找到自身存在的人。我们出版的诗歌为边缘化群体腾出了空间，数字时代也让我们更容易找到彼此。然而，仅仅依靠社交媒体营销可能会给作家带来负担，因为 ta 们的照片会出现在平台上。只有在分享个人故事并具有高度可见性的逻辑下，社交媒体才能有效运作，这对撰写关于压迫的个人经历的作家来说是一种负担，这也使我们饱受骚扰，成为了各种禁令和审查制度的目标。”
若珊莱宁说，在出版界，自传体写作在世界各地都很受欢迎，可对于讲述自己故事的女性主义者来说，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女性主义理论的基石之一是‘凡是个人的，都是政治的’，这意味着如果你从一个社会边缘化的立场写作，说出事实本身就是一种激进的政治行为。对于既有的政治现状，事实是常常选择忽视，因为聆听则意味着需要考量社会结构中的不公正因素。另一个现状是，女性的作品更多地为女性所阅读，而男性的作品则被男性和女性共同阅读。因此，女性写自传性作品被视为是为女性而写，写的是与女性有关的事物，而男性的作品则是针对普遍性的话题。这个论点当然存在争议，但我对此深信不疑，是因为当凯蒂·罗伊夫（Katie Roiphe）创作《石板》（Slate）时，她询问道，如果卡尔·奥夫·克瑙斯加德（Karl Ove Knausgård）的自传作品是由女性撰写的，它是否还会广受欢迎。一名书写个人感受和家庭挫折的女作家很少进入畅销书排行榜，这种对女性的偏见会影响到哪些作品可以出版，哪些作品得到认可。”
“因此，这一类型的写作对我的吸引力在于了解不同的人和 ta 们的生活，以及 ta 们如何选择去表达这些事情。我阅读时会优先考虑女性和少数族裔的作品，并尝试选择西方经典以外的作品。我很少读西方男性白人的作品，因为他们已经被读得够多了，我们的经典和我们的大部分世界观都是建立在他们之上的。每次我这么说，都会得到要么困惑要么激烈的回应，但随后我会要求对方列出近期阅读的五本书以证实自身的偏见。这种方法非常奏效！”
英 – 中 译者 谈悦